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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科学报】这枚“金钉子” ,我们争了30年
    “金钉子”并不含金,却在半个多世纪里引起全球地质学家的激烈争夺。截至目前,中国“夺得”11枚“金钉子”,位居世界第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1965年,国际地质学领域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名词——“金钉子”。“金钉子”并不含金,却在半个多世纪里引起全球地质学家的激烈争夺。截至目前,中国“夺得”11枚“金钉子”,位居世界第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地球46亿年的历史都记录在地层中。“金钉子”就像一把地层年代“卡尺”,使科学家能够按统一的时间标准分析并研究不同地区同步发生的地质事件,在叙述地质历史时拥有共同“语言”和全球性标准。在地学界,“金钉子”的意义不亚于奥运会金牌。每一枚“金钉子”的确立,都要经过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严格的投票认定。“金钉子”的数量代表着一个国家地质学研究的综合实力。中国第一枚“金钉子”是在这个概念提出后30余年才确定的。在竞争“金钉子”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历经艰难、屡遭挫折,但不屈不挠,最终后来居上。这段一波三折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的科学家身上。连遭挫败1991年,第六届国际奥陶系大会预备会议前,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陈旭收到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主席、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巴里·威比的郑重邀请:“我们想提名你担任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副主席。”威比的理由是,全世界的奥陶系地层分布,中国占据了一大块,但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长期缺少中国学者。“这些年,我们在国际刊物上屡屡看到你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即将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召开的国际奥陶系大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推动全球奥陶系年代地层标准的建立,尽快实现“金钉子”零的突破。这是一个关乎国际话语权的机会。陈旭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了邀请,“心里憋着这一股劲儿太久了,终于让我等到了”。陈旭的憋屈与不甘,映射出的是那一代中国地质学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边缘处境。20世纪60年代,受工业发展的驱动,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对地质学研究精确度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造成了全球地层划分和对比困难。1965年成立的国际地层委员会,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全球统一、精确定义的年代地层系统。“金钉子”应运而生。如同记录年代的单位年、月、日,地层也有自己的年表,分为宇、界、系、统、阶5个层次,其中阶是基本单位。“金钉子”其实就是划分和定义不同“阶”底界的全球性标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一段特定的地层剖面和特定的岩层序列中标出来。过去,全球地层一直参照100多年前英国提出的传统划分方法。尽管该方法存在公认的严重缺陷,但英国学者长期把持地学领域学术话语权,要想推翻它,谈何容易。1972年,全球第一枚“金钉子”被确立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西郊,标定的是志留系和泥盆系之间的界线。此后,世界各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确立“金钉子”的竞赛。然而,中国与国际地质学界长期脱节,中国科学家连入场券都拿不到。直到1977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参与国际地层委员会的活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终于得到机会,参与竞争奥陶系和志留系底界之间界线的“金钉子”,却连遭挫败。当时,吉林奥陶系底界和湖北志留系底界的剖面非常被看好,甚至已作为唯一候选剖面进入国际地层委员会最后一轮表决阶段。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国际地层委员会突然改变定界标准,启用先前已被淘汰的候选剖面。两枚“金钉子”与中国擦肩而过。介绍这段历史时,现任国际古生物协会秘书长、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詹仁斌愤愤不平。这种情况在国际地层委员会“金钉子”投票历史上很罕见。这固然与中国对地层研究不足、对“金钉子”标准体系理解不充分有关,但詹仁斌认为这不是唯一原因。当时,西方学者垄断了国际学术组织中学术规则的制定权和投票权,国际地学界对中国地学研究的认知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对中国学者存在天然的偏见。正因如此,抓住一切能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机会,是那一代中国地质学人的信念。针锋相对1991年7月14日,陈旭以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副主席的身份踏入第六届国际奥陶系大会会场。奥陶系形成于距今4.85亿至4.44亿年,是地球历史上海洋生物开始急剧多样化的关键时期。奥陶系“金钉子”研究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但一直进展缓慢。经过整整5天的激烈讨论,大会提出了奥陶系共9条有潜力的候选地层界线,“金钉子”将从中产生。每一枚“金钉子”都包含剖面、点位两部分内容。其中,点位的确立,需要以一个地理分布广泛的代表物种在特定岩层序列中“首次出现”为标志。而包含这个点位的剖面,必须岩相单一、地层序列连续完整,且包含尽可能丰富、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化石类群,以便对比。竞争就从这两方面展开。在奥陶系中部一条界线的竞争中,陈旭和英国奥陶系研究首席科学家理查·福提狭路相逢。双方的矛盾出现在“笔石”身上。笔石是一种已经灭绝的海生群体动物,在奥陶纪和志留纪异常繁盛,不仅演化速率快,而且广布全球。因此,这两个地质时期的“金钉子”常把某些特定种类笔石的首次出现作为标志。那么,具体要选择哪一属种的笔石作为代表?福提提议基于英国模式标本的直节对笔石;陈旭则认为,基于澳大利亚模式标本的澳洲齿状波曲笔石更为合适。“如果以直节对笔石为标志,就要选择相应的剖面,但英国提出的剖面所包含的化石类群不具有全球代表性,不利于全球对比。”陈旭直言。相反,中国提出的以澳洲齿状波曲笔石为标志的剖面,位于浙赣“三山地区”(江山-常山-玉山地区),不仅奥陶系地层序列连续,动物群也异常丰富,除笔石外,还有牙形刺、腕足类、三叶虫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化石门类。陈旭坚信,中国的优势显而易见。但英国团队极力维护自己的传统划分,想通过厘定界线定义、深入研究新剖面等多种方式把该“金钉子”建在英国,相当强势。眼看争论无果,威比提出,中国和英国团队在11月同时提交进一步的研究报告,再作讨论。会后,陈旭立即牵头组织了一个由中、澳、美、法、德科学家参与的国际界线工作组,研究中国“三山地区”候选剖面的可能性,威比也在其中。不过,陈旭理直气壮地避开了英国专家。“他们不高兴就不高兴呗!”可就在距离提交报告仅剩一个多月时,英国团队的一番操作让陈旭颇为恼火。“竞争未见分晓,他们却抢先把相关剖面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这是违反国际通则的。”“但我们得沉住气,不跟他们对着干。”陈旭不疾不徐,按时向奥陶系分会提交了研究报告。他心中有底。要知道,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9月,第四届国际笔石大会在中国召开,国际专家的野外考察路线就在“三山地区”。这一地区奥陶系极为发育、地层序列连续、化石标本保存精美,给与会的各国专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英国团队违反规则的做法,引来国际界线工作组专家的不满和质疑。奥陶系“金钉子”争夺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峥嵘岁月中国“三山地区”奥陶系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后来虽有中断,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已把该地区奥陶系地层剖面基本都梳理了一遍。“这些剖面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代表性,自然禀赋非常好。作为‘金钉子’候选,一打一个准。”尽管陈旭很笃定,但他也深知,过去的研究离“金钉子”的确立要求还有不小距离。“三山地区”6条奥陶系候选剖面的系统研究随即展开,其中最被看好的是浙江常山县黄泥塘剖面。它不仅完整保留了奥陶系的地质记录,还同时拥有两种关键的代表性化石门类——笔石和牙形刺。这种剖面极少见,简直是大自然留下的“意外之财”。黄泥塘剖面全景。早期的“金钉子”研究主要围绕古生物展开。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规定,确定一枚“金钉子”的位置必须找到标准化石的连续演变,也就是由它的祖先和后代的化石物种建立起连续且完整的物种演化谱系。为此,陈旭带着当年还是博士生的张元动,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工作方法——无间断连续采集。他们把黄泥塘剖面以20厘米为单位进行划分,逐层采集笔石化石和其他化石群化石,共计200多层。只有把每层岩层中的笔石化石都研究清楚,才可能找到它们的连续演化关系。野外工作量大,研究经费又捉襟见肘,但陈旭不以为意。“没车咱就走着去;雇不起人,咱就自己扛石头;饿了,吃馒头;节省时间,就住村里老乡家……怎么都能将就。”可当说起自己的学生,陈旭感慨:“阿动就是个埋头苦干的人,可苦了他了。”在5年多的时间里,张元动靠着一张小板凳和一把科考锤,日复一日面对灰色的剖面,一层又一层敲打搜寻。夏季,他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冬季,如果遇上刺骨的寒雨,他就一手打伞一手敲岩石,找到化石立即包装,有时晚上回到老乡家后却发现它发霉了。野外工作是孤独的,唯一能让张元动感到兴奋的就是从金光闪闪的黄铁矿里敲出形态完美、细节清晰的银白色笔石。直到现在,他偶尔还能在梦中见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在黄泥塘剖面工作期间发生了两次危险。”张元动至今心有余悸。一次是在1991年,他和陈旭租了一辆“蹦蹦车”前往剖面。司机姓毛,毫无经验,还十分毛躁,在一个陡坡上翻车了,陈旭身上多处受伤,鲜血直淌。还有一次是在1995年,他和詹仁斌到剖面采集化石标本,一不小心栽到路边数米深的沟坎里,起来后才发现身侧都是尖耸的乱石,与脑门只差毫厘。随着研究的推进,国际界线工作组来国内考察的时间临近了,可经费还没有着落。陈旭开口向时任南京古生物所所长曹瑞骥申请8万元经费。老曹吓了一跳:“你这是要我命!”当时,研究所全年科研经费才20多万元,“最多给你3万元”。1994年夏天,陈旭揣着仅有的这些钱,带领国际界线工作组全体成员走遍了“三山地区”6条候选剖面。眼前连续完整的剖面和一层层展示的精美化石标本,让专家们大为吃惊,威比连连称赞。陈旭并不感到意外。“我从1985年就开始跑这些剖面,它们都快被我磨烂了,不同层位的笔石种我能倒背如流。”初战告捷,工作组回到县城简陋的宾馆,心情不错的陈旭特地让厨房加了两个菜。势如破竹野外工作只是“金钉子”研究的基础部分,要想彻底搞清楚笔石的演化谱系,还需要回到实验室。“过去,由于我们古生物学鉴定、分类的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信度不高。”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元动对笔石类群的结构特征、系统位置、演化关系、地层地理分布进行了详细、彻底的研究。张元动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大量化石标本切片进行观察研究,并与世界各国的有关标本对比,同时开展分支系统学研究,从而精确厘定笔石类群的演化序列。其间,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兴奋起来。笔石体由胎管和胞管组成。一直以来,古生物学者主要根据胞管形态差异确定其类群演化关系。但张元动在进行大量标本比对和文献调研后认为,这套理论方法有漏洞。“胞管是笔石发育的终端结构,要想作为高级别分类单元的标志性特征,采用早期发育阶段的结构——胎管更为合适。”后来,正是基于这个发现,新一代笔石研究开始采用以始端发育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它也是这项“金钉子”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创新。陈旭总是告诉学生,科学研究想要做得长久、出色,每篇论文都要在思路、方法、技术或理论上争取创新,而不能只满足于增加一些不同地点、不同标本材料的信息。陈旭的鼓励让张元动再次萌生一个全新的想法。“‘金钉子’的点位要以代表化石的‘首次出现’为标志,但目前所有研究都缺乏验证过程。”张元动自学计算机技术,并引入数学模型,建立了一套计算机图形对比方法,用定量的方式验证“首次出现”的可靠性,解决了“金钉子”所要求的高精度划分对比问题。此后,这一分析方法逐渐成为“金钉子”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让国际同行看到一条地层发育极其完整、生物化石含量丰富且研究程度非常高的奥陶系地层剖面。1995年,国际界线工作组正式向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提交了建立全球达瑞威尔阶“金钉子”的报告,提议以澳洲齿状波曲笔石在中国浙江黄泥塘剖面的首次出现定义其底界。1996年至1997年,这个提案先后获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国际地层委员会投票通过,并得到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中国第一枚“金钉子”就此确立。它实现了我国“金钉子”零的突破,同时也是奥陶系的第一枚“金钉子”。这是中国地质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达瑞威尔阶“金钉子”剖面。早在国际界线工作组正式提交这条唯一候选剖面时,福提就知道英国已经与这枚“金钉子”渐行渐远了。2000年,张元动受邀到他所在的英国自然博物馆进行合作访问,福提大方地表达了对黄泥塘剖面和中方研究的认可:“这枚‘金钉子’的确立,是全球奥陶系数十年来最突出的进展。”经过多年的“交锋”和交流,福提和陈旭、张元动等中国同行成了志趣相投的好友。“对国内地质学界而言,黄泥塘‘金钉子’是一个经典的研究范本。它叩开了一扇大门,让越来越多的‘金钉子’在中国建立。”早已成为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的张元动表示。达瑞威尔阶“金钉子”标志碑。进入21世纪,中国在“金钉子”领域的研究势如破竹,几乎每隔两年就有新的“金钉子”确立。其中,南京古生物所主持确立的有7枚。从学习西方到开展国际合作,再到越来越多的“金钉子”破土而出、领先国际,陈旭完整经历了这段不凡的时光。已经88岁高龄、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余年的陈旭说:“作为一个人为的国际标准,‘金钉子’的确立从来都不只是学术上的竞争。科学家一定要勇敢闯荡国际舞台,不惧争辩,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实力,捍卫国家尊严。”1998年,国际界线工作组在浙江常山县参加达瑞威尔阶“金钉子”碑揭牌典礼。从左至右为法国学者弗洛伦廷·帕里斯、巴里·威比、陈旭、张元动。南京古生物所供图《中国科学报》 (2024-05-13 第4版 专题)
    2024-05-13
  • 【南京日报】单向灌输变互动 科普新人正青春
    科普场馆“五一”火出圈,科普工作者看变化——单向灌输变互动 科普新人正青春□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张安琪“五一”假期,“有看头”的南京博物馆火热“出圈”,科普类场馆同样迎来客流高峰。科普工作者如何看科普?其间,记者采访了三位科普工作者。24年经验的“熟手”:见证科学普及从单向灌输变双向互动这几天卢大山的微信步数都在1.2万步左右,没有去哪里游玩,而是单纯在江苏科技馆讲解走出来的。“上午下午都有一场固定的场馆讲解,不定时还有观众预约的讲解,一场走下来至少40分钟。”自2000年进入江苏科技馆工作,卢大山一直坚守在科普讲解一线,从青葱小伙成长为江苏科技馆展教部高级主管。谈起如何走向科普工作,卢大山解释:“我是科技大学毕业的,一直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工作了几年,从事技术开发。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科技馆招聘,就赶紧报名了,那时候全国都还没有多少科技馆呢。”从“没多少科技馆”到“科普热持续升温”,作为行业的一员,卢大山见证了科普热度的变化,也看到了科普形式、内容的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单纯的科普讲解,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现在对科普工作者的要求更高了,科普讲解之外还要开发科学课程、科学实验、科学表演秀等。”卢大山认为,这种变化的根本在于,科学普及已从以前的单向灌输变为双向互动。“有互动就要有交流。而这些年公众的科学素养一直在提升,对科学普及工作的要求自然也随之提高,这就倒逼我们科普工作者要不断进步、不断创新思维,才能从容应对。比如,我们有个机器人展品,就有观众特别专业地提出‘最好能改一改机器人的编程,增加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动作代码’;还有一次是在讲解一个航天方面的展品‘风洞’时,我正在用童言童语说着呢,一个小朋友脱口而出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马赫数’,让我印象特别深。”从科研到科普:科研机构成“富矿”,做科普有“先天优势”在传统认知里,专业类博物馆相较于人文历史类博物馆,在热度上总是要逊色几分。而作为古生物专业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这3年来接待观众已有百万人次。王永栋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生代植物学及陆相地层学研究,2019年起担任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馆长。他认为,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如今的“流量”恰恰离不开“专业性”三个字。“博物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内容上,我们是专业的:展陈的很多化石,来自研究所研究人员一线发现;展陈文字说明出自研究员、专家之手,一般一段文字至少有十几位科学家把关。形式上,自从2020年展陈全面升级后,也增加了很多现代化手段,比如古生物科幻电影院、‘达尔文实验站’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科普互动项目。”王永栋介绍。王永栋还提到,研究所的专业科研人员为博物馆开展各种专项科普活动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从这方面来讲,科研机构是“富矿”,具有开展科普工作的“先天优势”。“馆里很多讲解都由研究所里的科研人员担当的,带来的讲解通俗易懂,知识含量丰富。有的科普讲座甚至是院士、专家来讲,非常受欢迎。”科研人员做科普要避开哪些“坑”?在多年的实践里,王永栋和团队也越来越有心得。把握好“专业性”和“普适性”这架天平,是他们最大的收获。“科普讲解不是演讲,更不是开学术研讨会,要让听讲的人用得上、听得懂、学得会。”王永栋说,这些年,他能感受到国家政策层面对科普的重视以及公众科普需求的增长。这让他更加体会到,科研和科普同样重要,“科研是发现的快乐,而科普是分享的快乐。”“95后”科普新人:科普工作者队伍正逐渐年轻化出生于1998年的周岩,2020年毕业后来到南京韩博士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中心,成为一名科普工作者。“我来自东北,从小就好奇心旺盛,但当时科普资源还不够丰富,对一些科学现象没能深入理解。现在工作中,看到小孩子们好奇的眼神,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周岩说,自己平常的工作就是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去讲解科普知识,展示科学实验以及创作科普剧等,他发自内心地热爱科普工作,想要做好这份工作。这份热爱也让他对工作精益求精,“我的工作主要面向青少年,必须把知识讲得生动有趣,一般我会选择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入手,比如从‘今天看到了什么’开始,一点点切入。还会适当采用一些比喻、拟人手法。”周岩以水分子科学课程举例:“我们会把水分子比喻成小精灵,它和一些伙伴在一起玩耍,玩得开心了抱在一起,这就叫相融。而和另一些伙伴合不来,所以不相融。”在工作中,周岩还注意到,科普工作者队伍正逐渐年轻化。“我们团队总共十几个人,全是‘90后’大学生。”周岩说,团队更喜欢让孩子们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科学的神奇。“这样的环节更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有节讲掌中火的课程,科普讲解老师手掌中就真会表演‘火焰掌’,现场总是立马会响起一片惊叹声,然后再接着讲解背后的科学原理,孩子们就会听得很认真。”在周岩看来,科普不只是讲解科学知识,更多的是传播科学的种子。“知识背后的东西更重要,要让孩子们感受科学的魅力。”
    2024-05-07
  • 【南京日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集体采写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殷切嘱托,极大鼓舞了我市广大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矢志科技报国,勇担青年使命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国各族青年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展现出自信自强、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传2022年初回国后,就在所里从事高精度地质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等领域的研究。5月3日记者联系他时,他正在开会讨论一个研究项目的申请。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的深情寄语,让他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作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我要将个人的工作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将更加努力探索地球46亿年前形成和后期演化过程的奥秘,深入认识地球系统和全球环境演变历史、规律,分析未来变化趋势,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不负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充分信任和寄予的厚望!”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90后”尹乔之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是飞机起降/滑跑稳定性与控制,近年来主持了多个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参与了多个国家重大飞机型号起降装置的研制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她更加感受到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一定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科研工作中不断争取新突破,助力更多国家重大飞机型号应用飞得更安全,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扎根一线笃行不怠,在科研领域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勉励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南京高校的学子和青年教师备受鼓舞,他们表示,要扎根一线,笃行不怠,在各自科研领域接续奋斗,为强国建设贡献青年力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期望,更是一种鞭策,激励着我们努力奋斗。”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90后”教授陈振表示,他和伙伴们会在科技创新的路上继续努力奔跑,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作为青年教师,陈振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将一个个创新想法变成现实。最近,该团队“用于富亮氨酸重复激酶2成像的新型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探针研发”登上著名杂志,有望用于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另外,该团队开发的多个小分子核素诊断药物已经进入临床0期研究。虽然还在“五一”假期,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2020级博士生魏艮依然十分忙碌。当天,她把自己入学以来参与的重要科研项目和成果进行梳理,准备制成个人简历,到6月毕业时进行精准投递。“我的目标是能在毕业后继续从事‘纳米酶’相关领域的研究。”魏艮说。“幸为中国青年,我将以扎实的专业知识投身科研,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科研力量,为人类生命健康贡献青春力量!”据悉,今年2月,在导师魏辉教授指导下,魏艮作为论文第一作者,与导师及团队共同在权威期刊《纳米快报》上发表了一篇高水平研究型论文,阐述了纳米酶用于急性胃肠炎治疗的科研成果。团结凝聚广大青年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共青团要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团结凝聚广大青年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青年及青年工作一以贯之的关心及重视。”团市委书记荣飞说,在市委和团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紧紧围绕根本任务、政治责任和工作主线,聚焦“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先锋力量、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工作定位,持续深化南京共青团“一三四六十”工作布局,扎实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积极办好民生实事,以实际行动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在各领域各行业建功立业、挺膺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南京新实践的青春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基层青年来说不仅是鼓励,更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鼓楼区江东街道团工委书记张春阳说。基层天地广阔,是团干部奋斗拼搏的“主战场”、淬火成长的“大熔炉”、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她会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高举“五四”火炬,在基层一线更广泛地凝聚青年人、更真心地服务青少年,开展更多青年喜爱的活动,筑牢基层青年思想的堤坝,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共青团和团干部的使命任务,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推动共青团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记者 余梦迪 张安琪 李花 王怀艳 通讯员 王璀 尹申申
    2024-05-07
  • 【新华社】远古发现|约1亿年前的海洋内寄生绦虫长这样……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中国、德国、英国、缅甸等多国古生物学者在距今约1亿年的缅甸克钦琥珀中发现了一块绦虫化石。这是全球首个确定的绦虫身体化石,为研究绦虫的早期演化提供了直接证据。这项新发现还显示,琥珀不仅可以保存节肢动物的内部结构,也可以保存绦虫这类软躯体动物的内部结构。绦虫是一种肠道寄生虫,广泛分布于几乎所有的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研究人员运用光学显微镜、显微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技术等,发现该化石前部保存了绦虫精美的内部结构,与锥吻目绦虫完全符合;外部形态特征也与锥吻目绦虫一致。  缅甸克钦琥珀中的绦虫化石(A为光学显微镜图像;B为显微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与现生锥吻目(C为电子显微镜图像)比较。(受访对象供图)锥吻目绦虫是海洋中物种数最多的绦虫类群之一,身长约1厘米,身体表面有大量钩子一样的结构,头节上有几个可以动的足状吸槽。其成虫主要寄生在鲨鱼和鳐鱼的胃肠道中。由于没有嘴巴和消化道,它们通过皮肤吸收养分,跟宿主“抢饭吃”。  化石内部结构(A)与现生锥吻目(B)比较。(受访对象供图)主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博介绍,由于绦虫的寄生习性以及软躯体容易降解,此前没有发现过化石证据。本次发现为研究绦虫的早期演化提供了直接证据。“除了绦虫,这枚琥珀还包裹了大量砂砾、植物产生的毛状体以及一只蚧壳虫,表明这枚缅甸克钦琥珀形成的环境靠近海边。”参与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生罗慈航说,由此对海洋内寄生绦虫何以出现在琥珀中提出了一种假设:这条绦虫可能寄生在鳐鱼的肠道内,鳐鱼搁浅后被一只恐龙捕食,在取食内脏时,绦虫掉了出来并被附近的树脂包裹。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地质学》上。(记者邱冰清、王珏玢)
    2024-03-28
  • 【南京发布】8200年前,“南京人”已吃上“稻米饭”?
    当前,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新石器人类历史只有7000余年的考古记录,与周边钱塘江、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距今10000—8000年的众多史前文化形成鲜明反差。七年前春季的一天早晨,家住明故宫附近的舒军武如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上班,在经过附近地铁6号线后宰门一处施工围挡时,他看到工人正忙着进行地质勘探打钻,钻出来的土壤看起来相对南京地区陆上土壤要偏黑细腻得多、且分层明显,肉眼还能看见少量的植物残体。“这泥土不简单,可能是湖体的泥巴。”出于职业敏感性和好奇心,舒军武如获至宝,征得施工方同意,取得部分泥土带回研究所,先进行碳-14年代测年。“一测果然不简单,钻孔最深处的泥显示有距今1万年‘高龄’了。结合史书记载和地理位置,我们推断这些泥巴可能出自古燕雀湖,藏有大量古环境信息。长江下游一万年前的古湖十分少见,我立马就和施工方说明了泥土的研究价值,把剩余的泥巴都用拖车拉了回来。”最终,研究团队借助这些泥巴,经过实验提取分析,获取了一份距今10100至7230年前的“花粉档案”。再结合精确的碳-14年代数据和详细的花粉研究,团队发现“档案”中的花粉种类和含量随着时间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从而推导出约1万年前至7000年前紫金山植被、环境演变规律;“花粉档案”中发现的水稻型花粉,更是揭示了早期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信息。南京明故宫古燕雀湖MGG3钻孔优势花粉类型百分比图舒军武拿出一张优势花粉类型百分比图详细解释道,“从1万年前到8800年前,花粉中落叶栎(橡子树)占绝大多数,这与现今北方落叶林南部相似,说明当时紫金山气候较现在偏干凉。从距今8200年起,喜暖湿的标志性树种—常绿栎属开始明显扩张,指示当时夏季风明显转强,环境变得温暖湿润了。这一阶段,花粉中跟人类活动相关的花粉信号露出了蛛丝马迹,如原生森林受到了人类活动等干扰,草本植物花粉也多了,尤其是直径大于38微米的水稻型花粉,从之前的几乎没有变为了明显持续增多。”显微镜下的水稻型花粉“在南方,非水稻类的禾草花粉即使偶有大个,但总体仍体积偏小,直径一般都小于38微米。而经人类驯化的水稻,花粉体积偏大,水稻花粉直径一般在38微米以上。”结合此前发现的同时期六合水稻叶子“结石”(植硅体)发现,舒军武和团队推测,距今8200年起,紫金山气候转变为相对稳定的暖湿优越气候和丰富的丘陵森林资源,吸引着古代先民进驻秦淮河流域、紫金山山麓从事采集和稻作等生产活动。这一结论,将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人类活动向前推进了至少1200年(甚至更早),填补了长江下游早期新石器文化时间段(距今10000年至8000年)的空白。这一推测,不仅有研究团队发现的花粉证据,还有其他潜在的逻辑论证。舒军武笑道,团队论文发表后,不少同仁打电话来进一步询问情况,因此他最近没少“复盘”整个逻辑链:水稻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大量考古证据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起源中心和摇篮地,在距今1万年至9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人类就开始驯化水稻,此后相关驯化技术呈现由南向北传播扩散态势。再细看南京的史前“朋友圈”,南边的浙江中部上山文化遗址群,西边长江中游的湖南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苏北宿迁顺山集和韩井遗址等,都直接发现了水稻踪迹,时间上都落在距今约为1万年至8000年。“那么,地理位置位于中间的南京,怎么可能没有呢?8200年前,气候学上还正好是全球性气候变暖的关键节点,业内一般称为‘中全新世气候适宜期’,考古学上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加速阶段。”不过,舒军武也坦言,团队的工作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目前尚缺少考古意义上如陶器、古墓和房址等直接的人类活动证据。“这次研究的花粉,出自深埋地下约30米的古燕雀湖泥土中。由于湖体被深埋,8200年前的地层如今在我们脚下16米多的地方,我们只能大量钻孔取泥慢慢研究,而要在城区大规模开挖去寻找陶片等直接证据是不现实的。不过,没有看到并不代表不存在。后续,我们和考古人员会持续关注这个地下‘盲盒’,期待来日打开证实,为深入认识人类与环境关系、稻作农业演变和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作出新贡献。”舒军武充满信心地说。内容来源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张安琪图片来源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供图编辑 | 桂宇校对 | 巢宸舒责编 | 钱奕羽
    2024-03-18
  • 【新闻直播间】我国发现迄今全球最早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我国发现迄今全球最早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2024-01-29
  • 【中新社】中国科学家发现迄今最古老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中新社南京1月25日电 (徐珊珊)当今地球上,人类熟知的所有复杂生命都是多细胞真核生物。真核生物最早何时发生多细胞化?多细胞真核生物何时在地球上开始出现?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25日消息,该所科研团队发现了16.3亿年前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也是目前被发现的最古老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中新社南京1月25日电 (徐珊珊)当今地球上,人类熟知的所有复杂生命都是多细胞真核生物。真核生物最早何时发生多细胞化?多细胞真核生物何时在地球上开始出现?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25日消息,该所科研团队发现了16.3亿年前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也是目前被发现的最古老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子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   2016年,该所科研团队在燕山地区发现15.6亿年前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说:“这一发现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真核生物的出现时间从以前认为的6亿年前提前了将近10亿年,由此我们推断真核生物发生多细胞化的时间应该更早。”   为了论证这一推断,该团队成员苗兰云在近8年的时间内,采集了16亿年前地层中的数百件样品,最终发现了微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苗兰云介绍,这批发现的化石标本一共278枚,它们是由单列细胞组成的无分枝的丝状体。丝状体最长达860微米,整体结构相对简单,但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有些丝状体整体向一端均匀收缩,细胞呈柱状、桶状或杯状。特别是在一些标本中,发现了生殖孢子结构。综合化石多种特征和成分的分析比较,表明这些化石属于多细胞真核生物。   “通过测量可以表征丝状体形态变化的2个比值和丝状体直径大小分布频率,我们发现这些丝状体在形态上呈现连续过渡、变化的特征,这表明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同时,这些丝状体和前人在燕山地区发现的‘壮丽青山藻’化石形态和大小相似,所以本次研究将其归入同一个属种。”苗兰云说。   据介绍,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真核生物最早化石记录发现于中国华北和澳大利亚北部距今约16.5亿年之前的古元古代晚期地层中。“壮丽青山藻”的出现时间仅仅稍晚于这些最古老的单细胞真核化石,表明真核生物出现之后便迅速发生了复杂得多的细胞化演化。   “如果‘壮丽青山藻’可以确认为是营光合作用的真核藻类,那么真核生物最后的共同祖先应不晚于16.3亿年之前的古元古代晚期,比当前学界普遍接受的时间提前了近6亿年之久。”朱茂炎称,这为进一步揭示复杂生命的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的奥秘以及元古宙地球环境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考。(完)
    2024-01-29
  • 【中国科学报】最早多细胞真核生物“现身”了
    1月25日,《科学进展》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团队在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些保存有精美细胞结构的微体化石,被认为是迄今全球已发现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 本报记者 沈春蕾地球上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什么样?1月25日,《科学进展》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团队在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些保存有精美细胞结构的微体化石,被认为是迄今全球已发现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第一作者苗兰云是朱茂炎领衔的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的一员,她“泡”了8年化石,做了无数次实验,又用两年时间反复论证和修改论文,才取得今天的成果。这是继2016年燕山地区发现15.6亿年前全球最早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后,朱茂炎团队在早期生命演化领域中取得的又一项重要突破,将多细胞真核生物出现的时间提前了7000万年。真核生物何时发生多细胞化?当今地球上大部分的复杂生命,如动物、陆生植物、真菌和宏体藻类均是多细胞真核生物。因此,真核生物的多细胞化是生命向复杂化和大型化演化的必要条件,被认为是生命演化史上的重大关键事件之一。但学术界一直有个疑问:真核生物最早是何时发生多细胞化的?已知的化石证据表明,简单的微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包括红藻、绿藻和真菌化石等,在距今10亿年左右的地层中已经出现,并开始多样化。而曾经报道过的更古老地层中的多细胞真核化石,因缺乏可靠的生物学证据,如多细胞结构和复杂形态,普遍受到质疑。2016年,朱茂炎团队联合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朱士兴等国内外同行,在《自然-通讯》报道了燕山地区15.6亿年前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的发现。朱茂炎表示:“这一发现突破了学界以往的认知,不仅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真核生物的出现时间从以前认为的6亿年前提前了近10亿年,还由此推断真核生物发生多细胞化的时间应该更早。”为了论证这一推断,2015年,苗兰云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了一项研究课题——在燕山地区早于16亿年前的古元古代晚期“长城系”地层中寻找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在长达近8年时间里,苗兰云等人在燕山地区多个剖面点上采集了数百件长城系页岩样品,通过泡在氢氟酸和盐酸等溶液中进行实验处理,获得了大量微体化石标本。在发现大量多种类型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化石的同时,苗兰云等人终于在河北省宽城县翁家庄剖面长城系串岭沟组上部,发现了微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朱茂炎介绍,在含有该化石的地层顶部曾报道有一层火山凝灰岩,其中的锆石铀-铅同位素定年结果为16.35亿年,这为新发现的化石提供了直接的年龄限制。壮丽青山藻为多细胞真核生物苗兰云等人发现的这批化石标本一共278枚,它们是由单列细胞组成的无分枝的丝状体。“由于我们发现的化石与此前在燕山中部天津蓟县地区串岭沟组页岩切片中发现的‘壮丽青山藻’化石形态和大小相似,于是我们将它们归入同一个属种。”苗兰云说。此次研究的一个重要新发现是,壮丽青山藻的部分细胞内含有直径约15~20微米的圆形结构。圆形结构形态完整规则、质地均匀,大小和形态可与现生的某些真核藻类的无性孢子类比,被解释为一种繁殖细胞。研究团队推测,壮丽青山藻是一种通过孢子繁殖的生物。在现生生物中,由单列细胞组成的丝状体生物种类繁多,在原核和真核生物中广泛存在。“我们综合比较了丝状体形态的复杂度、细胞大小和繁殖方式,原核生物中并没有可以与壮丽青山藻相比照的类型。”苗兰云说。据统计,目前已知的原核丝状体绝大多数个体很小,直径约1~3微米,仅个别巨型蓝细菌和硫细菌的直径达到200微米,与壮丽青山藻直径相似。但这些巨型细菌的细胞全部为圆盘状,形态没有任何复杂性。而真核生物中类似壮丽青山藻的丝状体生物则很多,特别是大多数真核藻类都含丝状体,如褐藻、黄藻、绿藻等。因此,研究团队认为,壮丽青山藻为多细胞真核生物。有助于揭示复杂生命的起源详细的比较研究表明,一些现生绿藻的藻丝体形态、细胞大小分布和繁殖方式等与壮丽青山藻最为接近。由此,研究团队认为,壮丽青山藻不仅是多细胞真核生物,还可能属于多细胞藻类,具有光合作用的代谢能力。为进一步验证壮丽青山藻的真核生物属性,研究团队采用激光拉曼光谱仪对壮丽青山藻的有机质成分进行了谱学分析,并用同层位产出的3种蓝细菌化石作为对比组。结果显示,壮丽青山藻的有机质组成明显不同于蓝细菌化石,为其归属为多细胞真核生物的解释提供了支持。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真核生物最早化石记录发现于我国华北和澳大利亚北部距今约16.5亿年前的古元古代晚期地层中。“壮丽青山藻的出现时间仅稍晚于这些最古老的单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表明真核生物出现之后便迅速发生了复杂的多细胞化演化。”朱茂炎说。这项研究还证明,由于真核藻类属于冠群真核生物的一个支系,如果壮丽青山藻可以确认是营光合作用的真核藻类,那么真核生物最后的共同祖先应不晚于16.3亿年前的古元古代晚期,比当前学界普遍接受的10亿年前提前了6亿年之久,与分子钟推算的时间基本吻合。朱茂炎认为,这项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复杂生命的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的奥秘,以及元古宙地球环境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考。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26/sciadv.adk3208《中国科学报》 (2024-01-26 第1版 要闻)
    2024-01-29
  • 【光明日报】我国发现迄今最早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
    1月25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带领的“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在《科学进展》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团队在我国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是继2016年在燕山地区发现15.6亿年前全球最早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之后,该团队在早期生命演化领域中的又一项重要突破,将多细胞真核生物出现的时间进一步提前了约7000万年,是迄今全球发现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本报南京1月25日电(记者苏雁 通讯员姬尊雨)当今地球上所有的复杂生命都是多细胞真核生物,真核生物的多细胞化是生命向复杂化和大型化演化的必备条件,被认为是生命演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真核生物何时发生多细胞化?多细胞真核生物何时在地球上开始出现?截至目前,学界对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并无明确答案。1月25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带领的“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在《科学进展》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团队在我国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是继2016年在燕山地区发现15.6亿年前全球最早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之后,该团队在早期生命演化领域中的又一项重要突破,将多细胞真核生物出现的时间进一步提前了约7000万年,是迄今全球发现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时间拨回到2016年,朱茂炎团队在《自然 通讯》上报道了燕山地区15.6亿年前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一发现不仅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真核生物的出现时间提前了近10亿年,团队还由此推断,真核生物发生多细胞化的时间应该更早。为了论证这一推断,在过去8年时间内,团队在燕山地区多个剖面点上采集了数百件长城系页岩样品,通过实验处理后获得大量微体化石标本。这批发现的化石标本一共278枚,它们是由单列细胞组成的无分枝的丝状体,与先前其他研究者在燕山中部串岭沟组页岩切片中报道的“壮丽青山藻”化石形态和大小相似,本次研究将其归入同一个属种。先前的研究者将这些化石解释为原始绿藻,或许因为化石图片不清晰,生物学解释的证据不够充分,故自1989年报道以来并未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此次研究发现,壮丽青山藻的部分细胞内含有直径约15~20微米大小的圆形结构,被解释为一种繁殖细胞。由此可见,壮丽青山藻是一种通过孢子繁殖的生物。此次研究通过对丝状体形态的复杂度、细胞大小、繁殖方式等进行综合比较,发现原核生物中没有与之相对比的类型,而真核生物中类似壮丽青山藻的丝状体生物则很多。因此,研究团队认为壮丽青山藻应为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综合分析表明,一些现生绿藻的藻丝体形态、细胞大小分布和繁殖方式等与壮丽青山藻最为接近。由此,研究团队认为壮丽青山藻不仅是多细胞真核生物,且很可能具有光合作用的代谢能力,属于多细胞藻类,尽管目前无法将其归属到具体现生门类中去。为进一步验证壮丽青山藻的真核生物属性,研究团队对壮丽青山藻的有机质成分进行了谱学分析,结果显示,壮丽青山藻的有机质组成明显不同于蓝细菌化石,为其归属为多细胞真核生物的解释提供了支持。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真核生物最早化石记录发现于距今约16.5亿年之前的古元古代晚期地层中,此次研究发现壮丽青山藻的出现时间仅仅稍晚于这些最古老的单细胞真核化石,表明真核生物出现之后便迅速发生了复杂的多细胞化演化。“如果壮丽青山藻可以确认为是营光合作用的真核藻类,那么真核生物最后共同祖先应不晚于16.3亿年之前的古元古代晚期,比当前学界普遍接受的时间提前了近6亿年之久,且与分子钟推算的时间基本吻合。”朱茂炎介绍,本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复杂生命的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的奥秘以及元古宙地球环境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考。
    2024-01-29
  • 【现代快报】278枚细如发丝的化石证明,16.3亿年前“生命演化迈出关键一步”
    多细胞真核生物何时诞生?2024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领导的“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在《科学进展》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报道了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些化石是迄今全球发现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将其出现的时间提前了7000万年。     西双版纳的雨林中,蘑菇悄悄露头;霞浦的温暖海水中,海带随波飘荡;青藏高原上,黑颈鹤翱翔于蔚蓝天空……在如今斑斓多彩的世界,我们肉眼可见的生命,几乎都属于“多细胞真核生物”。它包括了形态各异的动物、陆生植物、真菌和宏体藻类。 朱茂炎讲解多细胞真核生物起源  多细胞真核生物何时诞生?2024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茂炎领导的“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在《科学进展》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报道了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前地层中发现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些化石是迄今全球发现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将其出现的时间提前了7000万年。  科学家探寻“生命演化迈出关键一步”的证据  草履虫大概是最有名的“单细胞动物”,不仅初中生物课本上提到,网友也经常将“草履虫”作为形容词,嘲讽做事不动脑子的人。从科学意义上讲,从单细胞向多细胞演化,确实意味着生命形态更为复杂,能实现更丰富的功能,这是实现生命大型化的必备条件,也被认为是生命演化史上的重大关键事件之一。然而,对于多细胞真核生物在地球诞生的时间,科学界始终未获得明确答案。  已知化石证据表明,简单的微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在距今10亿年左右的地层中已经出现,并开始多样化,包括红藻、绿藻和真菌化石等。而在更古老地层中曾经报道过的“多细胞真核化石”,因缺乏细胞结构、复杂形态等生物学证据,它们的多细胞特征和真核生物属性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受到普遍怀疑。团队成员采集化石  2016年,朱茂炎团队联合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朱士兴等国内外同行,在《自然通讯》杂志报道了燕山地区发现距今15.6亿年前的宏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突破了学界以往的认知,不仅将地球上大型多细胞真核生物的出现时间从以前认为的6亿年前提前了将近10亿年,并由此推断真核生物发生多细胞化的时间应该更早。  为了论证这一推断,团队成员苗兰云在读博士时,就将此作为研究课题,致力于从燕山地区“长城系”地层中寻找多细胞真核化石记录。该地层的时代早于16亿年前,若能找到目标化石,则意味着真核生物发生多细胞化的时间将前移。  近8年时间,苗兰云对燕山地区多个剖面点上采集了数百件长城系页岩样品,终于在河北省宽城县翁家庄剖面长城系串岭沟组上部,发现了本次报道的微体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该地层顶部的火山凝灰岩的放射性同位素年龄为16.35亿年,这意味着新发现的生物化石生存在更早的年代。真核生物谱系发生树简化图和真核生物早期重要化石记录  从石头里找出“细如发丝”的化石有多难?  此次发现的化石标本一共278枚,它们是由单列细胞组成的无分枝的丝状体,丝状体直径20~194微米不等,最长可达860微米。因保存不完整,完整的丝状体长度未知。这些化石底有多细小?人的头发直径约为90微米,化石差不多是“细如发丝”。  通常,大型化石处理相对简单,科研人员可以用气动笔将化石从岩石中分离出来。而这种微体化石,要通过氢氟酸和盐酸等实验处理,让酸液溶蚀掉各种矿物,再用显微镜从“残渣”里面寻找化石。氢氟酸具有强烈腐蚀性和毒性,科研人员使用时要分外小心,哪怕是细小的液滴飞溅出来,都很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实验的每一步操作都有严格规范。这样枯燥而危险的工作,苗兰云做了8年。她笑言:“这8年也会焦虑,因为对地球早期生命演化很感兴趣,即使出成果比较慢,我仍然会选择继续坚持,做科研就得沉下心。”  导师朱茂炎研究员对她称赞有加:“想要获得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得有‘长期主义’的态度。”随着研究工作深入,这些化石的形象逐渐清晰。丝状体形态各有不同,有些丝状体直径保持不变,细胞呈短柱状至长柱状;有些丝状体整体向一端均匀收缩,细胞呈柱状、桶状或杯状;而有的丝状体仅一端变细,其余部分直径不变。串岭沟组中发现的壮丽青山藻,化石保存为有机质壁构成的多细胞丝状体  通过形态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多细胞丝状体在形态上呈现连续过渡变化的特征,表明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由于与前人在燕山中部天津蓟县地区串岭沟组页岩切片中报道的“壮丽青山藻”化石形态和大小相似,本次研究将其归入同一个属种。壮丽青山藻化石形态测量分析  当初的研究者将这些化石解释为原始绿藻,或许因为化石图片不清晰,生物学解释的证据不够充分,故自1989年报道以来并未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此次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是,壮丽青山藻的部分细胞内含有直径约15~20微米大小的圆形结构,位于细胞的中间或接近横向细胞壁的位置。圆形结构形态完整规则,质地均匀,大小和形态上可与现生的某些真核藻类的无性孢子类比,被解释为一种繁殖细胞。由此可见,壮丽青山藻是一种通过孢子繁殖的生物。含有孢子结构的壮丽青山藻  “壮丽青山藻”很可能是现今藻类先祖  各种证据表明,“壮丽青山藻”是多细胞真核生物,那它是不是现今各种动植物、真菌的共同祖先呢?研究人员表示,动物、陆生植物和真菌,它们属于真核生物的不同类群,它们的多细胞化都是各自独立起源的。综合分析表明,一些现生绿藻的藻丝体形态、细胞大小分布和繁殖方式等与壮丽青山藻最为接近。尽管目前无法将其归属到具体现生门类中去,但它很可能属于多细胞藻类。壮丽青山藻和蓝细菌化石拉曼光谱主成分分析(PCA)结果  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真核生物最早化石记录,是我国华北和澳大利亚北部距今约16.5亿年之前的古元古代晚期地层。壮丽青山藻的出现时间仅仅稍晚于这些最古老的单细胞真核化石,表明真核生物出现之后便迅速发生了复杂的多细胞化演化。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真核藻类(泛色素体植物)属于冠群真核生物(现代真核生物)的一个支系,如果壮丽青山藻可以确认为是营光合作用的真核藻类,那么真核生物最后共同祖先(LECA)应不晚于16.3亿年之前的古元古代晚期,比当前学界普遍接受的时间提前了近6亿年之久,且与分子钟推算的时间基本吻合,为进一步揭示复杂生命的起源和早期演化过程的奥秘以及元古宙地球环境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考。  哈佛大学教授Andrew Knoll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屈原皋参与了此项研究。本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创新交叉团队的联合资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是钟寅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编辑:周冬梅
    2024-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