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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发现1.6万年前人类头骨化石及逾万件石制品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发现1.6万年前人类头骨化石及逾万件石制品
(化石网报道)据新华网(覃星星):记者从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获悉,考古人员在对隆安娅怀洞遗址进行了3个年度的连续发掘后,已有一系列重要发现。除出土1万多件文化遗物外,还发现了距今约1.6万年前的墓葬及包括完整头骨在内的人类化石。
娅怀洞遗址位于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距离隆安县城13公里。正在现场的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余明辉介绍,娅怀洞遗址于2014年发现,总面积约100多平方米。发掘从2015年6月开始,分为A、B、C、D四个区,发掘深度近8米。
“对娅怀洞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有了许多重要发现。”余明辉说,目前这里已经发现了我国罕见的旧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一个距今约1.6万年前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这个人类头骨化石是华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具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头骨化石,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石制品是此次出土的主要文化遗物,数量有1万多件,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其中打制石制品占绝大多数。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片、断块、工具等。工具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切割器等。石制品的原料多种多样,除常见的砂岩、石英岩外,还有在广西其他史前遗址中很少见到的燧石、玻璃陨石、水晶等。
隆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卢杰英表示,考古人员在遗址还发现了2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以及距今1.6万年的稻属植硅体,并出土了种类丰富的动植物遗存。
2017年10月报道:广西隆安娅怀洞考古取得新发现 人类最早使用稻的时间或再前移
(化石网报道)据光明日报(陆燕 周仕兴):“人类最早使用稻的时间或再前移。”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考察时说。
娅怀洞遗址是一处洞穴遗址,位于南宁市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于2014年首次发现,总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从2015年6月开始进行发掘,总揭露面积40多平方米,发掘深度近8米,文化堆积厚度约5米。时间跨度从40000多年到几千年,表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都有史前人类在这里活动。
3年来,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连续对隆安娅怀洞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并于近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出土了一个年代距今16000多年前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发现了年代距今28000年前的疑似水稻植硅体,以及两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制品、陶片、骨器等文化遗物。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螺壳、蚌壳、鱼骨,大小哺乳动物遗骸及植物等种类丰富的自然遗存。
众多文化遗物完善史前文化
娅怀洞遗址有非常丰厚的连续的地层堆积,在地层里富含了不同时期史前人类生产生活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这些遗物和遗迹,对研究先民在这个地区的生存演化发展以至跟现代的衔接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石制品是此次出土的主要文化遗物,数量达10000多件,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其中打制石器品占绝大多数,磨制石器极少。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片、工具等。工具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切割器等。此外,石制品的原料多种多样,除常见的砂岩、石英岩、石英外,还有在广西史前遗址中很少见到的燧石、玻璃陨石、水晶等。磨制石器有大石铲、石锛、穿孔石器等。
娅怀洞出土的石器总体上属于石片石器工业系统,这与岭南地区以往发现的打制石器属于砾石石器工业形成鲜明对照。但在技术和工具的行制上,跟我国北方的石片石器工业又有所不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属于岭南地区史前文化中的一种新的类型。
“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更新世晚期人类行为及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资料,还填补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缺环,完善了广西史前文化序列。”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娅怀洞遗址发掘领队谢光茂告诉记者,发源于云南的右江,其流域内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尤其以广西百色旧石器闻名中外。但旧石器时代除了早期文化特征明显、年代比较清楚外,中晚期文化一直模糊不清,而娅怀洞遗址出土大量具有确切层位、年代距今50000至10000年的文化遗存填补了这一缺环。
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弥足珍贵
众所周知,人类化石难以保存下来。尤其在南方地层里,酸性土壤让大部分化石降解,保存下来的都是凤毛麟角。隆安娅怀洞却发现了距今16000多年前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这是华南乃至中国近年来的新发现,对研究当时人的体质形态等具有重要意义。
“洞穴遗址是考古发掘里面难度最大的,像娅怀洞这样具有丰富自然遗存且堆积土中夹杂大量石灰岩石块的洞穴,发掘难度简直是难上加难。”高星认为,此次人类头骨化石的发现尤为珍贵。
在我国,更新世晚期完整的人类头骨发现很少,而且多缺乏确切年代。娅怀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头骨化石,是华南地区迄今所发现的唯一具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头骨化石,并已成功提取出DNA 。这对于研究晚更新世晚期早期现代人群的多样性、人群的迁徙与交流以及本土民族(壮族)的起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疑似水稻植硅体或为最早人类使用稻的证据
此次隆安娅怀洞遗址发现的20000多年前的稻类遗存,一是通过浮选发现了半粒碳化式稻粒。二是通过植硅体分析方法发现了稻的植硅体。稻的植硅体指稻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地下水中吸取可溶性二氧化硅而后沉淀于植物细胞内或种子里,由此形成的含水非晶态二氧化硅颗粒,是植物身体里的“结石”,可长期保存。
“人类在驯化栽培稻之前,有个很长的利用和使用野生稻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研究稻的农业起源的话,应该追溯到人类开始利用野生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类遗存为10000多年,若最后能确定隆安出土的稻的植硅体及半粒碳化式稻粒是古代人类对野生稻资源开发与利用所遗留下来的话,那么这将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人类使用稻的考古证据,这对我国研究稻的农业起源乃至稻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
“隆安娅怀洞是一处珍贵的文化遗产地,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很重要。”高星表示,这是我们古老的文化家园,也是我们现在进行文化发展、教育资源拓展的一个重要场所,对未来子孙后代也会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努力加强对这处遗址的保护。
考古发现与基因研究互为佐证
事实上,此次隆安娅怀洞的考古发现,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课题组早前的一项科研成果不谋而合。
2012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课题组以广西隆安等地的野生稻为蓝本,进行系统周密的研究后提出:分布于广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最近,表明广西(珠江流域)更可能是栽培稻最初的驯化地点,而非之前考古学研究长期认为的长江中下游区域。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引起业界广泛关注。《自然》杂志发表评论指出:这项研究对阐明早期栽培稻的驯化过程和受选择的基因做出了重要贡献。栽培稻在驯化过程中丢失了许多原本存在于野生稻中的优质基因,今后可通过分子辅助育种将这些基因导入栽培稻,有望进一步提高水稻的产量和抗病、抗旱等能力,这对充分利用野生水稻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为现代水稻遗传育种改良有重要意义。
课题组在构建“栽培稻单倍体型图谱”的基础上,从全球不同生态区域中选取了400多份普通野生水稻,对它们进行基因组重测序和序列变异鉴定,与先前的栽培稻基因组数据一起,构建出一张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的精细图谱,发现了水稻的驯化起源。
水稻驯化是从我国南方地区的普通野生稻开始,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形成了粳稻。课题组对驯化位点的鉴定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分布于广西隆安等地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亲缘关系最近。课题组绘制出了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表明广西更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
经过群体遗传学分析,大致可断出栽培水稻的扩散路径:人类祖先首先在广西的珠江流域,利用当地的野生稻种,经过漫长的人工选择驯化出了粳稻,随后往北逐渐扩散;而往南扩散的则进入东南亚,在当地与野生稻种杂交,产生了籼稻。
中国是世界上水稻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水稻的驯化栽培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业界普遍认为,这一研究成果再次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展示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辉煌。
2015年12月报道:广西隆安县娅怀洞史前遗址出土近2万件遗物
(化石网n报道)据南宁新闻网—南宁晚报讯(陈蕾):娅怀洞遗址对于研究广西地区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所出土的大量的动植物遗存,为研究这一地区史前人类的生业经济、复原古代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遗址内发掘面积近15平方米,发现了用火遗址,出土石器、人骨、兽骨等各类遗物约2万件。
背山近水,视野开阔,闲时打磨石器,饿了可上山打猎,入水捞食螺蚌。在位于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考古专家发现了娅怀洞遗址,经过7个多月的科学考古发掘,一幅史前人类的生活画面逐渐显露。12月18日,记者实地探寻了这一跨越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史前遗址。
探寻史前人类居住地
在距离博浪村约300米的县道旁,隆安县文体局副局长雷英章指着眼前的一座高山对记者说:“解放初期大规模剿匪时,曾有土匪头子在山洞里自杀,平时很少有人上来。”雷英章是博浪村人,他口中的山洞便是娅怀洞遗址所在地。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孤山中的山洞多少有些神秘色彩。直至2014年,考古专家发掘隆安大龙潭遗址时,对周边山洞进行调查并发现娅怀洞遗址。今年5月,为配合广西那文化(稻作文化)研究课题,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隆安县文物管理所对隆安娅怀洞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
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掘面积近15平方米,并对被后人扰乱的堆积进行清理,发现了用火遗址,出土石器、人骨、兽骨等各类遗物约2万件,那些曾被时间掩埋的秘密也逐一揭开。
“洞外是一片开阔地,附近有水源,上山可打猎,下水可捕捞。”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谢光茂全程参与了挖掘工作,他向记者介绍了史前人类生活的环境。虽然遗址周围没有发现生存最重要的水源,不过从出土的大量螺壳和蚌壳表明,当时人类活动时附近有水源。雷英章也证实在上世纪70年代,遗址前方还有一处较大的水塘,之后才被填埋。
大量遗物还原古人生活
选定了住处之后,史前人类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考古工地,堆积剖面上标注着不同的数字,这是考古人员根据地层学,用数字将性质、时间不同的文化堆积层次加以注明。在属于地层的第7层,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长约4米、宽2米的用火遗迹。
用火遗迹内有成层的灰烬,以及许多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器。如此大面积、成层的灰烬存在,表明生活在该洞的史前人类曾长时期在同一地方烧火、取暖并烧烤食物。食物种类也十分丰富,除了螺壳和蚌壳,不同地层还出土了众多的兽骨以及猴、野猪、鹿等牙齿,这些动物遗存应该是居住在该洞穴的史前人类食用后遗弃的。
狩猎和日常劳作自然离不开工具,目前从娅怀洞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核、石器等,总数达1万多件。其中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多用石片加工而成,还有许多锋利的石片直接就拿来当做工具使用,用来刮削或切割东西。
“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工具较少,并且石器的整体面貌独特,和中国南方常见的砾石石器不同。” 谢光茂认为,这种以石片、刮削器为主的石器组合反映了这一地区当时气候和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文化内涵有待深入研究
娅怀洞遗址还藏着哪些秘密?记者发现考古现场有一个人工挖掘的深约6米的坑,考古人员正拿着铁锹在深坑内工作。若仔细观察深坑底部,可发现其中一处土质与坚硬的岩壁明显不同。原来岩壁中还有一个内洞,考古人员正探寻被堆积物堵塞的洞口。
谢光茂介绍说,考古人员曾搭建高架对遗址进行调查,透过岩壁上方约5米处的空洞发现内有乾坤。随后考古人员从空洞顺着梯子进入内洞。经初步考察,内洞长约9米、宽约3米,洞内地面可见大量文化遗存,至于内洞的用途仍有待进一步发掘调查。
根据现有的发掘情况来看,娅怀洞遗址堆积深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遗物众多,延续时间长,包含了新、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特别是石制品数量巨大,文化面貌独特。谢光茂认为,娅怀洞遗址对于研究广西地区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为研究这一地区史前人类的生业经济、复原古代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目前,娅怀洞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按计划,发掘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田野工作将于今年年底结束。谢光茂表示,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相信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
揭秘娅怀洞遗址出土遗物
在考古工作队的驻地,近2万件从娅怀洞遗址出土遗物被分类摆放,包括石器类、螺蚌类、动物骨头类、植物类等,未来这些遗物将交由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深入研究,以全面恢复洞穴环境,完整重现史前人类的生活。
遗物一:穿孔石器
以往在广西遗址中出土的穿孔石器均为天然的扁圆形鹅卵石所制,娅怀洞遗址所出土的穿孔石器则更加多样化,有二次加工,打磨过的痕迹。至于穿孔石器的用途,一种说法是将石器套在尖木棒上,以增加重量便于掘土。另外的说法是相当于渔网的网坠,或是套根绳子用于投掷狩猎,但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遗物二:螺壳
从娅怀洞遗址中出土的螺壳摆满了3个塑料大筐,大部分螺壳的尾部都被敲掉。看来敲掉螺尾吃螺肉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史前人类很有可能早已学会了这项“绝技”。
遗物三:石制品原料
目前考古人员在娅怀洞遗址中发现了种类多样,用于制作、打磨石制品的原料,除常见的砂岩、石英岩、石英外,还有很多少见的燧石、玻璃陨石、水晶等。
20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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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缙云县壶镇发现最古老的具尾锤新种甲龙——中国缙云甲龙
中国缙云甲龙头骨背视图
中国缙云甲龙尾锤化石
中国缙云甲龙(Jinyunpelta sinensis)系统发育位置,红色字体显示为有尾锤的甲龙类。
(化石网报道)据浙江自然博物馆(郑文杰):2月27日下午,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开放获取杂志《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报道了发现于浙江省缙云县壶镇的新种类甲龙类化石研究成果,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缙云甲龙(Jinyunpelta sinensis)。该研究成果由浙江自然博物馆郑文杰和金幸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缙云县博物馆王琼瑛以及日本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东洋一等研究人员共同完成。
中国缙云甲龙化石2013年由浙江自然博物馆、缙云县博物馆和日本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联合抢救性挖掘所获。本次研究的化石材料包括两个个体,其中一个保存了完整的头骨化石,尾锤碎片、脊椎和肢骨等,另一个个体保存了部分后下肢和完整的尾锤。缙云甲龙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亿年前。比之前发现的具有尾锤的甲龙类化石早了1000多万年。
甲龙类恐龙最为人所知的可能就是尾部的尾锤了。但实际是只有少部分甲龙有尾锤,而且尾锤只出现在甲龙类演化的后期。甲龙类可能起源于中侏罗世,但早期的甲龙类化石比较破碎,目前确认的最早的甲龙类化石发现于晚侏罗世(距今1.5亿多年前)。此前有尾锤的甲龙化石只发现于晚白垩世末的坎潘期和马斯特里赫特期(距今约8360~6600万年前),最古老的保存尾锤的甲龙化石为发现于中国北方和蒙古的谷氏绘龙(Pinacosaurus grangeri),距今约8000~7500万年前。
甲龙亚目(Ankylosauria)分为甲龙科(Ankylosauridae)和结节龙科(Nodosauridae)两大类。结节龙类头骨较长,尾部没有尾锤。在甲龙科中,较原始的甲龙科头骨较结节龙的稍宽,但仍就长大于宽,也没有尾锤。直到较进步的甲龙亚科(Ankylosaurinae),头骨变宽,尾部有尾锤发育。本次研究的支序分析显示缙云甲龙为目前最为原始的甲龙亚科成员。
此前研究人员通过对甲龙尾锤和尾椎的研究认为甲龙类的尾锤出现后从小逐渐变大,缙云甲龙尾锤最宽处约为45 cm,如此大的尾锤出现在甲龙类演化的早期,说明尾锤的演化并不是严格按从小到大的演化,比此前想像要复杂。
浙江之前研究命名了两种甲龙类化石:丽水浙江龙和杨岩东阳盾龙。丽水浙江龙的分类还有争议,之前被归入结节龙科,但在最新的分析中被归入到了甲龙科中,由于缺少一些独特特征,被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无效种。丽水浙江龙保存了完整的尾椎,可以确认尾巴末端没有尾锤发育,与缙云甲龙不同。东阳盾龙没有保存尾椎,但保存了愈合的荐盾板,属于结节龙类。缙云甲龙目前发现了至少5个个体,是目前在中国南方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甲龙类化石,已发现的化石基本覆盖全身所有部位,浙江自然博物馆专业人员根据已发现的化石对缙云甲龙进行了复原装架,复原后总长约5米,高约1.3米。缙云甲龙的发现说明白垩纪的浙江生活着多种甲龙类恐龙,包括结节龙科和甲龙科两大类。
中国缙云甲龙的发现与挖掘
据所《浙江省区域地质志》记载,浙江省缙云县壶镇于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甲龙化石,但是当时的甲龙化石标本大部分都丢失了,也没有进行科学的描述和研究。从现有的照片资料上看,当时的化石比较破碎,之后就被渐渐地遗忘了。
直到2008年6月,在浙江省缙云县壶镇的一个开发区工地上,当地的化石爱好者李美云发现了部分恐龙化石。缙云博物馆和浙江自然博物馆立即对该化石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当时发现了甲龙类部分头后骨骼化石,标本采回后存放于缙云博物馆。
2010年开始,浙江自然博物馆联合缙云博物馆和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对缙云壶镇的甲龙化石点进行持续地野外考察。当时恰逢丽缙工业园区施工,对山体进行大规模挖掘,每年都会有一些新发现,2013年3-4月期间,我们在工地现场发现了不少恐龙骨骼化石,抢救性挖掘了大量甲龙类化石。其中包括头骨和一基本完整的尾锤化石,这是浙江省第一次发现甲龙的尾锤化石,这也基本确定该甲龙属于较为进步的甲龙亚科。
修理和研究
从2013年开始,浙江自然博物馆组织对采集的化石进行细致的修理和复原工作,经过多年的修理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大部分化石的修理工作,并完成了复原装架。此次发表的论文是本研究第一个成果,研究团队还会继续深入研究,以更全面地了解缙云甲龙。
本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02019, 41688103, 91514302)、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163120)和侏罗纪基金会的资助。
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1924-7
相关报道:中国缙云甲龙!“浙江恐龙”大家族又多一员
(化石网报道)据都市快报(刘云):昨天,浙江自然博物馆报来消息——浙江研究的具尾锤新种甲龙,有了正式命名,叫中国缙云甲龙!
对它正式命名的是昨天的《科学报告》,这是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开放获取杂志,在上面成功发表论文,就相当于是“盖章通过”,有了“正式身份”。
新加入“浙江恐龙”家族的中国缙云甲龙,是一种怎么样的恐龙?
甲龙类,可能起源于中侏罗世。目前确认最早的甲龙类化石。发现于晚侏罗世(距今1.5亿多年前)。而有尾锤的甲龙化石,此前只发现于晚白垩世末的坎潘期和马斯特里赫特期(距今约8360-6600万年前)。
浙江,可以说是“恐龙之乡”。丽水缙云县,是浙江恐龙化石出土最多的地方之一。据《浙江省区域地质志》记载,缙云县壶镇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甲龙化石,但大部分丢失,也没进行科学研究。
2008年6月,在缙云县壶镇的一个工地上,当地化石爱好者李美云发现了部分恐龙化石。缙云博物馆和浙江自然博物馆,立即抢救性挖掘,发现了甲龙类部分头后骨骼化石。
2010年开始,浙江自然博物馆联合缙云博物馆、日本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进行持续的野外考察。
到了2013年3-4月,在工地现场发现不少恐龙骨骼化石,抢救性挖掘了大量甲龙类化石。其中,包括恐龙头骨、背椎、尾锤、骨化腱、肋骨、肱骨、肠骨、坐骨、股骨、胫腓骨、趾骨等;另外,还有一些恐龙蛋、兽脚类恐龙牙齿。
在缙云找到的这些甲龙,至少是5个个体,是目前在中国南方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甲龙类化石,已发现的化石基本覆盖全身所有部位。这些化石当时从缙云运到杭州时,装满了一辆9.6米长的大卡车,送到浙江自然博物馆进行修理、复原。几年下来,研究人员对它进行复原装架,复原后总长约5米,高约1.3米。
浙江自然博物馆研究院郑文杰说,算上中国缙云甲龙,目前已正式命名的浙江恐龙有7种,其余6种为丽水浙江龙、杨岩东阳盾龙、浙江吉兰泰龙、天台越龙、中国东阳龙、礼贤江山龙。
20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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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恐龙的步态 科学家研究“小鸡快跑”
(化石网报道)据cnBeta:尽管看过许多科幻作品,现代的人们对于恐龙的了解仍算不上深入。通过脚印和化石,充其量只能知道一只恐龙是“大步向前”或“昂首阔步”。为了更好地了解两脚恐龙的步态,科学家们干脆请来了它们的鸟类后代,使之在一条赛道上进行奔跑,演绎了一出别样的“小鸡快跑”戏码。昆士兰博物馆科学家 Peter Bishop 表示,我们可以借助这种动物进行静态或运动记录研究,毕竟这年头没有真的恐龙在四处游荡。
开始实际研究前,Bishop 和他的同事们初步筛选了可爱的小鹌鹑、火鸡、到长腿的鸵鸟和鸸鹋等十几种鸟类,然后将它们送到赛道上奔跑,并记录它们的步态。
为了捕捉细节,研究人员还架起了两台摄像机、且借鉴了电影行业的动作捕捉技术。最终,他们绘制出了鸟类臀部在每次跨步时的移动高度等信息。
研究人员在周三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PLOS ONE)的文章中写到,跑道上配备了特殊的平台,以便其测量每一步的发力。
这成为了研究团队开发出利用鸟类大小和速度来预测其运动的模型的关键,比如步长和反弹力。他们发现体型对鸟类有很大的影响,对它们的恐龙远祖,或许也是如此。
较小的鸟类会用更加蜷缩的姿态匆匆跑过,而大鸟的腿部会伸展得更加直立。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在恐龙建模时套用该方程式,霸王龙的步态或许一点也不优雅、每一步都要耗费更多的力气。
尽管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Bishop 也尚未接到大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的电话,但他表示自己会等下去。
20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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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艺术和彩绘贝壳表明我们已灭绝的表亲“尼安德特人”是理解符号象征的艺术家
洞穴艺术和彩绘贝壳表明我们已灭绝的表亲“尼安德特人”是理解符号象征的艺术家
(化石网报道)据EurekAlert!:在欧洲发现的最古老的洞穴艺术估计要比早期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早至少2万年,这表明,这些洞穴艺术家是我们的已经灭绝的表亲——尼安德特人。在《科学》杂志中报道的一则研究称,这标志了尼安德特人创制了洞穴艺术的第一个明晰证据。同样地,在《科学-进展》中的一则研究重点介绍了所发现的染色和装饰过的海洋贝壳;这些也比现代人类在该地区出现的已知时间要早。
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中,Dirk Hoffmann和同事指出,数个例证的洞穴艺术表明它们出自尼安德特人之手;然而,这些艺术作品的年代以及它们是否为刻意的创作还存在争议。作者在此对来自3个西班牙洞穴(La Pasiega, Maltravieso 和 Ardales)的同位素样品(它主要含有红色和黑色的动物绘画、线状符号、棒状符号、点甚或手的模板;尽管完整的手印可能是偶然留下的,但作者指出,对手制作模板艺术明显是故意为之)进行了分析。
在他们使用的测年方法中,在洞穴艺术表面之上和之下的碳酸盐都得到了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该艺术创建的可能的最短和最长特定日期。从洞穴艺术的3个收集的样品所测得的最古老最小年龄一直被定在约6万4800年前或更早时间之前。作者说,化石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是当时欧洲仅有的人科物种,提示这些艺术家是尼安德特人。他们指出,早期现代人到达欧洲的估计时间要晚得多:在4万5000年至4万年前间。在Ardales洞穴,作者报告,那里的不同的绘画时段跨度长达2万5000年,表明该艺术的创制并非一次性的爆发,而是一个悠久的传统。
在《科学-进展》期刊发表的另外一项研究中,Hoffman和同事描述了穿孔和染色的海洋贝壳,它们是在另一处不同的西班牙洞穴(Cueva de los Aviones)中发现的,该洞穴也比被认为的早期现代人到达欧洲的估计时间显著要早。作者说,符号写实主义的出现代表了我们这个物种演化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具有指定“价值”的人工制品表明的是要传达的信息,因此那时已经有语言存在。然而,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符号文物(其估计存在时间约为9万2000年前)是在非洲发现的,它们被认为是由早期现代人创制的。
在Cueva de los Aviones,Hoffman等人用沉积物同位素数据来确定海洋贝壳以及染上红色和黄色色素的贝壳容器的年代。他们发现,在所分析的4个样品中有2个的测算年代大约在11万5000年前--这又比该地区早期现代人已知存在的时间要早得多。作者发现,这些发现(洞穴艺术和装饰物品)“毫无疑问地显示,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共同拥有符号性思维。”因此,他们提出,符号象征可能是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的。
20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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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2017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化石网报道)据科技日报(张晔):全球首次发现的三维立体胚胎化石揭开了神秘的翼龙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生活习性,堪称腕足动物“大百科”的属志研究有什么重要价值,古人类头骨长啥样,古老的树木如何生长……
近日,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南京发布“2017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发现翼龙伊甸园,揭秘翼龙生命史——大量3D翼龙蛋和胚胎首次发现》《中国显生宙腕足动物属志》《中国许昌发现的晚更新世古老型人类头骨化石》等十项研究成果上榜。这十大进展,不仅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有助于探究生命起源和演化的奥秘,而且推动了公众对地质历史时期生命演化历程的认识。
3D化石穿越亿年回到“翼龙伊甸园”
“当时这一地区是一个大型湖泊,雨量充沛,气候相对温暖,翼龙就生活在大型湖泊边缘,以湖中大量的鱼类为食,把它们的蛋产在湖岸边的沙滩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筱林描绘了距今约1.2亿年前的早白垩世,新疆哈密戈壁雅丹地区的“翼龙伊甸园”。
汪筱林团队经过10余年连续的野外科考,在新疆哈密发现并抢救性采集了恐龙化石标本,其中有215枚翼龙蛋,其中16枚翼龙蛋含有三维立体(3D)的胚胎化石,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3D翼龙胚胎,也是“翼龙研究200年来最令人激动的发现之一”。
“翼龙不是会飞的恐龙,它们两者关系比较近,有共同的祖先,从距今约2.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几乎同时在地球上出现,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同时绝灭,在地球上生存了约1.6亿年。两者占据不同的生态空间,翼龙是飞行动物,空中霸主,以食鱼为主,也有少量类群吃昆虫和植物等。”汪筱林说。
此次发现的天山哈密翼龙,胚胎、幼年、亚成年和成年个体都有很多,而且发现大量的雌雄个体,组成一个白垩纪翼龙伊甸园。根据化石推测,哈密翼龙最大翼展可达3.5—4米左右。
但是,科研人员发现翼龙小时候“会走不会飞”。通过扫描3D胚胎,可以看出它们的后肢发育速度比前肢快,孵化之后只能走不能飞,牙齿还没有萌出,还不能主动觅食,需要父母照料。
据汪筱林推测,这些翼龙遇到突发的风暴,导致湖边的、湖底的物质和岸边湿润沙子里的翼龙蛋等卷在一起,被快速地搬运、沉积和埋藏。而翼龙骨骼分散但完整,则说明它们是带着皮肉被埋藏的。
30年不离不弃书写中国腕足动物“四库全书”
由中科院院士、南古所研究员戎嘉余主编的《中国显生宙腕足动物属志》,也被评为十大进展之一。
这本用英文编撰的中国腕足动物化石属志,涉及的化石记录来自显生宙的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和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共9个纪的海相地层中,跨越了约4.5亿年的地质历史,涵盖了1883年至2015年间根据中国材料创建的757个腕足动物属。
腕足动物是生活在海底的有壳无脊椎动物。它曾经是海洋中个体最丰富、多样性最高、分布最广的优势类群,但目前仅在少数海域才有零星分布。腕足动物群频繁演替的兴衰史,称得上是地球生物宏演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腕足动物生活在古生代海域深约200米以内的海底,基本不动。因此,它能精确反映沉积盆地的演化史,对板块运移布局变化有很强的指示意义。”该书副主编、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詹仁斌说。
詹仁斌介绍,中国是腕足动物化石赋存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规模地质调查中,发表了大批论文,创建了中国很多特有的新属,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科研发现多未与国际同行形成互动,存在重复研究现象,且论文多以中文发表或仅附英文摘要,国外学者也无法了解中国腕足动物的研究成果。
为了摸清家底,1986年金玉玕院士提议并开展长达8年的分工写作。但由于种种原因,1995年编写工作被搁置。2008年,戎嘉余院士领衔,沈树忠院士、詹仁斌研究员等一批中青年通力合作再次聚焦该志书的编写,最终于2017年初完成。
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该书将所有依据中国材料建立的757个属级分类单元,全部收录进来,逐个给予编号、按规范记录并展示其模式种的图影。为国内外同行进行全球总结和宏演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可靠资料。
10万年前头骨揭示中欧人种曾有基因交流
他们不是早期现代人、不是尼安德特人、不是海德堡人,也不是直立人。他们是一种新的古老型人类,目前还无法将其归入任何已知的古老型类群之中。他们是谁?许昌人!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占扬、吴秀杰研究员率领的科研团队于2017年3月,在《科学》上发表研究成果:河南许昌发现了新型古人类头骨化石。研究显示,在距今10.5万年至12.5万年前,中国境内生存着一群体质特征非常特殊的古老型人类——许昌人,他们的头骨呈现出更新世晚期人类、东亚中更新世直立人以及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混合特征。这表明,在当时,中国境内可能并存着多种古人类群体,不同群体之间有杂交或者基因交流产生。
“许昌人为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地区连续性以及与欧洲古人类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王永栋研究员说。
据介绍,“许昌人”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是在河南省许昌市的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2005年至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占扬领导的考古队对灵井遗址展开了连续12年的挖掘,发现了45件人类头骨碎片化石,包括完整的枕骨、部分顶骨、眉脊和颅底骨等,骨骼多数可拼接复原。经过科学家们拼接复原,一共发现了多个许昌人。
“许昌人头骨在枕圆枕上凹和颞骨内耳迷路半规管的形态上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似,暗示了两个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可能性。”王永栋说。
2017年度其他古生物学重要进展
1.侏罗纪滑翔哺乳形类动物的新发现
新发现的滑翔动物属于哺乳形类动物基干支系,是现代哺乳动物的祖先类群,也是所有哺乳动物漫长演化历程中已知系统位置最为原始的、具有皮翼的滑翔动物。这表明,滑翔功能和运动行为,在远古哺乳动物祖先类型就曾经演化出现。
2.华南寒武系底部有口无肛的微型后口动物
在我国陕南发现的毫米级球囊型动物化石——冠状皱囊虫,填补了原始后口动物的化石实证与分子进化钟预测的起源时间之间的鸿沟。皱囊虫代表着已知最古老、最原始的后口动物,或代表基础动物与后口动物之间的珍稀过渡类群。
3.地质微生物记录海洋和陆地的极端环境事件
地质时期的细菌和古菌等微生物很难开展研究,而它们记录的古气候古环境信息更难识别。这项研究发现地质微生物不仅能够识别2.52亿年前引起最大生物灭绝的恶劣古海洋环境,而且能够识别最近35万年以来陆地发生的大干旱事件。
4.1.3亿年前早期鸟类化石揭示尾骨与尾羽独立演化
在河北白垩纪地层中发现的反鸟类多齿胫羽鸟,其尾骨与现代鸟类相似,但尾羽并非扇状,据此提出“犁状尾综骨与扇状尾羽在早期鸟类中相互独立”的假设,挑战了此前长期占主流的学术观点。
5.解密最古老树木的生长模式
我国新疆塔城和美国纽约州的树木化石材料是地球上最古老树木的硅化保存化石,研究人员首次识别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树木的内部解剖结构特征,并为最古老树木的生长方式建立了理论模型。
6.缅甸琥珀中隐翅虫化石揭示白垩纪蘑菇多样性及最早的社会性寄生
通过对一亿年前缅甸琥珀中昆虫和蘑菇的研究,揭示白垩纪蘑菇多样性和社会性寄生现象。不仅发现了多种罕见的蘑菇化石,直接证明伞菌的多样性,还将蘑菇演化历史推前2500万年。
7.晚二叠世木材蛀孔展示了一个复杂的生态关系网络
研究发现了晚二叠世蛀木甲虫在松柏类植物茎干中高度复杂化的蛀孔构造、蛀木甲虫特殊的取食行为和发育过程中显著的食性转变现象。该研究为探索昆虫的社会化和“农业化”现象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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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恐龙大量被发现 或改变此前的认识
(化石网报道)据cnBeta:似乎每个人在孩童时代都对恐龙充满了好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倾听科学老师讲解恐龙如何生存和死亡的情况,我们观看关于爬行动物统治地球的纪录片,不少人在成年后会认为了解了不少恐龙的知识。一项关于新品种恐龙发现频率的新研究表明,我们可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并且我们对人类接管地球之前数亿年的了解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发生巨大变化。
我们所了解的恐龙历史就是我们能够从它们留下的残骸中拼凑出来的。处理这些稀少的证据对古生物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发现新恐龙的频率急剧增加。这些新的发现不断改变着我们对史前生物的认识,而且不久之后,我们回顾先前的假设,并发现这些猜测是如何误导的。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Jonathan P. Tennant解释道:“这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显示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属的恐龙属名称以及这些属的标本数量大大增加。 这对我们对恐龙多样性的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这些发现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均匀分布时。我们对化石记录的认识仍存在巨大差距,在空间和地质时代,快速发现的速度正在改变我们认为我们对恐龙的许多认识。”
例如,强大的霸王龙一直被认为是终极捕食者,但最近的发现表明,它可能也是一种食腐动物,以动物尸体为生,而不是在饥饿时寻找新鲜的猎物大餐。
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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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勒冈州发现的远古庞然大物足迹化石提供线索
美国俄勒冈州发现的远古庞然大物足迹化石提供线索
(化石网报道)据cnBeta:几个世纪以来,古生物学家已经能够描绘人类到达之前地球上生命的样子,但是长期灭绝的生物实际上并没有留下太多东西。对于大约1万年前在地球上生活的猛犸象等野兽来说,古生物学家可以通过化石来对它们进行研究。但最近在俄勒冈州发现的足迹化石正在为研究人员提供一种留下这些足迹的动物的线索。
在干燥湖床上发现的脚印是一项新研究的主题,该研究发表于《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态学》杂志上。
构成足迹化石的脚印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但研究人员已经收集到关于留下它们的动物的惊人信息。更具体地说,每个脚印的模式和重量暗示这个种群中其中一个较大动物可能已经受到严重伤害并且正在被其他伙伴帮助。
俄勒冈大学地球科学教授兼这项研究主要作者Greg Retallack解释说:“这些脚印尤其紧凑,右侧的脚印比左侧的脚印更令人印象深刻 - 就像成年猛犸象一直在跛行一样。这些未成年动物可能与受伤的成年雌性动物互动,在整个旅程中反复回到她身边,可能是因为它的前行速度缓慢。在现代母系氏族非洲大象受伤的成年大象身上观察到了这种行为。”
已知现代大象有一些相当先进的社会系统,他们的古代祖先完全有可能拥有类似的家庭关系。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些化石足迹可能是该种群中年轻成员试图帮助患病或受伤的家庭成员的证据。
研究人员确定了超过100个脚印,但专门研究了大约20个脚印的特定部分。俄勒冈大学制作了一个简短的视频展示他们的发现。
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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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发现全新白垩纪恐龙化石——“曼苏拉龙”
埃及发现全新白垩纪恐龙化石——“曼苏拉龙”
(化石网报道)据中新网:近日,埃及曼苏尔大学科研人员对出土的白垩纪恐龙化石进行研究。埃及曼苏拉大学一个古生物学家团队早前在埃及的撒哈拉沙漠地带,挖掘出多件属于一种全新品种恐龙的化石,为非洲大陆上首次有完整的恐龙化石出土。专家形容化石是古生物学界遍寻已久的“圣杯”,有助重塑史前非洲的神秘面貌。该团队将发现的这一恐龙化石称之为“曼苏拉龙”。
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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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化石揭示恐鸟塑造新西兰生态系统
(化石网报道)据科学网(张章):当第一批人类在700年前登陆新西兰时,他们并没有发现哺乳动物。相反,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恐鸟”的巨型鸟类,以及许多其他的本土鸟类物种。很快,人们就把其中许多鸟“吃光了”。
现在,通过破译在鸟类粪便中发现的古代DNA,研究人员能更清楚地知道这些鸟类物种的灭绝对新西兰的森林和灌木丛造成的影响。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古代DNA专家Alan Cooper表示,研究表明蘑菇和其他真菌是这些已经灭绝鸟类饮食的重要部分,并且通过帮助真菌的传播,恐鸟强有力地塑造了新西兰的自然景观。现在,恐鸟已经消失了,“森林有可能失去了一个潜在的主要传播途径”。
“这篇论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了古DNA研究技术的巨大潜力。”未参与该研究的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生态遗传学家Melania Cristescu说。她对DNA中包含的信息感到惊讶,“研究人员能够借此识别出种类繁多的物种,并重建已灭绝物种的生态。”
在过去10年里,新西兰林肯郡土地保护研究所古生态学家Jamie Wood发现了成百上千的鸟粪化石,这些化石被很好地保存在该国各地的洞穴和浅层沉积物中。早些时候,Cooper和其他人做了一些初步的DNA研究,发现许多鸟粪石来自5种已经灭绝的恐鸟和鸮鹦鹉—— 一种极度濒危的鹦鹉。但是相关数据并没有提供这些鸟类食物的细节。
从那以后,其他研究已经表明,在粪便化石中发现的更广泛、高通量的DNA测序有可能揭示更多的信息。例如,研究人员用它深入研究古代美国人的肠道细菌,并对猛犸象的饮食进行分类。
因此,Cooper、Wood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生Alexander Boast,决定详细研究23个收集自新西兰南岛8个山毛榉森林和灌木丛的粪便化石,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这些粪便的年龄从124到1557岁不等。为了比较,研究人员还对活着的几维、鸵鸟和一些哺乳动物的粪便DNA进行了排序。
研究人员称,他们发现了来自植物、苔藓、真菌和寄生虫的各种DNA,这些DNA的分布表明,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饮食结构和寄生虫。从曾经的山毛榉森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种类,而不是灌木丛中的粪石。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而且,与从灌木丛发现的粪便化石相比,山毛榉森林中的化石更具多样性。
此外,高地恐鸟和南岛恐鸟的饮食中有苔藓和蕨类植物,而其他物种则没有。高地恐鸟也携带了一种寄生虫,这种生物只能通过吃田螺或水生植物获得,这表明这个相对较小的鸟种关注那些体型较大的恐鸟忽略的食物。它很可能在高寒地区寻找食物,水生生物在高海拔的湖泊中生长,尽管那里并没有发现粪便化石。
令人惊讶的是,真菌DNA是粪便化石中最常见的一种DNA,特别是在山毛榉林发现的粪便中。在这些发现之前,“对真菌在新西兰灭绝鸟类的饮食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推测性的。”未参与该工作的土地保护研究所古生物学家Janet Wilmshurst说。
此外,在粪便化石中发现的真菌对山毛榉的生存至关重要,Cooper认为这在帮助山毛榉树在新西兰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指出,山毛榉森林新西兰已发育良好,但是自然灾害使一些地方的树木消失了,而且难以恢复,这可能是因为缺乏恐鸟的帮助。
研究人员表示,弄清这些主要的相互作用可以了解植物、动物和景观是如何相互连接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例如,它能帮助森林工作者找到新方法传播这些真菌,并在那些山毛榉已经消失的地方种植新幼苗。
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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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德人”在现代人类起源理论的意义
(化石网报道)据今日建德(黄家豪):习近平总书记在2006年1月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中指出,“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出现了‘建德人’的足迹。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更是进一步呈现出文明的曙光。”
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这些在新石器时代闪耀古代中国的文明,我们的研究成果丰硕,寻常百姓对此认识也不算少。但是关于“建德人”,我们除了知道这是浙江最早的人类之外,并没有更深的认识。事实上,“建德人”还有一重更重大的意义,足以影响我们对现代人类起源理论的重新认识。
1.现代人类起源的两种理论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这一重大科学命题,人类学界一直有“多地区进化说”和“出自非洲说”两种理论,两种理论针锋相对。最近20多年,“出自非洲说”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从1998年开始,一些中国的遗传学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研究发现了现代中国南方人群的遗传多态性要高于北方人,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最初是从非洲迁移到东南亚,然后从南到北进入中国大陆,从而否定了“多地区进化说”和中国本土人群持续进化的观点,认同了“出自非洲说”的观点。对“出自非洲说”的观点,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另有不同的看法,并分别从古人类化石形态和旧石器时代遗存方面,提出不少证据和论点。
2.古人类的起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祖先南方古猿阿法种,3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大约于200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亚洲和欧洲,并进化成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出自非洲说”的观点,是认为现代人类是有别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一个新物种,大概在20万年—14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在10万年前扩散迁移到欧亚大陆。而早期分布于欧亚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已经在进化中灭绝,没有与后来的现代人类产生过基因交流。
关于中国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出自非洲说”的观点是:原来生存在中国大陆的古老人种,已经在末次冰期时灭绝,现代的中国人祖先于6万年前从非洲先到达东南亚,并从南到北往中国大陆迁移。
从“出自非洲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自末次冰期前生存于中国大陆的古老人种的灭绝,到现代人类祖先从东南亚到达中国南方,这中间有5万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大陆是没有人类的踪迹的。具体地说,就是5万年—10万年之前,我们是应该找不到关于人类的化石和遗存的。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从1997年开始采集中国各个民族的DNA样本,在对近2万个DNA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
在10万年前左右,现代智人逐渐迁移出非洲,来到中亚,其中一些人在当地定居,人类进一步分化。
大约到了4万年—6万年前,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东亚,进入中国大陆,成为汉族和中国其他主要少数民族的祖先。
3.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和遗存,除了广为人知的生活于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和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外,贾兰坡院士1960年在山西省南部西侯度遗址主持发掘,发现了一批石制品、动物化石和烧骨等。通过古地磁法测定,其年代为180万年前,是我国目前为止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除此以外,在云南元谋发现的两颗人牙化石,据古地磁法测算的结果,是170万年前的;河北阳原小长梁发现的石器和动物化石,其年代测定为100万年前;1981年在泥河湾对岸东谷坨发现的丰富的石器遗物,其年代测定为100万年前,与小长梁的遗址同期。不过这些早期人类都属于直立人,传统理论认为20万年前已经灭绝。
4.缺失的化石证据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柯越海等支持“出自非洲说”的学者,认为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都在10万年以上,而现代人类化石,时间都没有超过4万年的,缺失了古人类进化为现代人类的化石证据,没有5万年—10万年间的人类化石来直接证明“多地区起源说”的观点。
实际上,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到5万年前,古人类的化石一直被发现。
中更新世之末和晚更新世之初(126000年±5000年)是早期智人活跃的时期,这段时间的人类化石和遗存发现有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还有稍晚的长阳人和马坝人。
5万年—10万年前,按照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考察,这段时间的人类活动是很频繁的,例如河南灵井遗址,山西丁村,湖北黄龙洞与白龙洞,重庆井水湾、枣子坪,浙江建德乌龟洞,贵州观音洞,广西咁前洞,柳江人和木榄山智人洞等。
5.建德乌龟洞
1974年冬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张森水、韩德芬等人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赴杭州、金华两地区进行野外考察,寻找古人类化石和遗迹遗物。
在浙西建德县李家乡(今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西的乌龟洞,考察队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牙齿化石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据当时的测定,该牙齿化石属于3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生活于更新世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被命名为“建德人”。
乌龟洞是个天然石灰岩溶洞,深7米,含有化石的土层厚1米多,分为上下两层。古人牙化石即在上层厚约35厘米的紫红色粘土中发现,除此以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猕猴、鹿、猪、羊、水牛、大熊猫、中国犀、剑齿象等多种动物化石。
如此众多的动物化石,加上那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是当时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
通过形态对比分析,研究人员认定这枚牙齿化石属于早期智人类型,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相近。当年鉴定的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到了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测定实验室采用了铀系测年法对乌龟洞中的牛化石重新进行了年代测定,判断“建德人”生活的年代应该在距今10万年左右。这与原先认定的年代时间相比,提前了近一倍。
6.对现代中国人起源的重新认识
建德乌龟洞出土的10万年前早期智人“建德人”牙齿化石,除了揭开人类发展史在浙江的序幕外,连同中国其他地区的5万年—10万年前智人化石和遗存分布,有力地证明了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到现代智人出现之时的5万年前,中华大地上一直有我们祖先的踪影,现代中国人并不完全来自非洲,本地古老人种也为我们的进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017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称“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论文第一作者李占扬甚至说,“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意即证明了中国现代人是在本土发展演化而来。论文提及,这些人头骨化石呈现中国古人类早期现代人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混合特征。
专家指出,没有发现“许昌人”与非洲古人类之间的相似性,这表明“许昌人”可能是人类进化中出现的一个新的人种。
研究团队推断,在“许昌人”出现之前,北半球出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寒冷期,东亚大陆的古人类为了躲避严寒,向当时气候更为温和的欧洲迁移,同欧洲早期的尼安德特人相遇并融合,而且有基因的交流。之后由于气候转暖了,来自东亚的古人类重返家园,“许昌人”应该就是其中的一支。
无论如何,“建德人”牙齿化石的发现,证明了“建德人”不仅仅是浙江人类的始祖,还证明了中国人180万年来一脉相承的血缘和文明的续存,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人”的一个有力见证。
黄家豪:
复旦大学考古学博士;英国赫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香港理工大学轮机工程系毕业;
上海市普陀区海联会理事;
上海香港联会普陀分会、徐汇分会理事;静安分会会员;
杭州香港青年会会员
香港理工大学上海校友联谊会会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考古研究译丛》课题组成员。
曾多次考察景德镇、龙泉窑、上虞越窑、南宋官窑等重要瓷窑址,还有良渚古城、跨湖桥、黑水城、并与FREER GALLERY OF ART、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等进行学术交流。
以松花芥子为笔名,在《香港信报》写作专栏。目前主要在国际学校教育、文化遗产研学旅行等领域发展。
2018-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