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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央视新闻】最新研究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演化进程
    作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类群,昆虫的早期起源与登陆演化历史长期存在研究空白。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蔡晨阳研究团队联合国外学者,基于新发现的昆虫化石展开研究,让学界对昆虫躯体构型演化、登陆进程形成全新认识,为还原昆虫由水生向陆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相关成果8月26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作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类群,昆虫的早期起源与登陆演化历史长期存在研究空白。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蔡晨阳研究团队联合国外学者,基于新发现的昆虫化石展开研究,让学界对昆虫躯体构型演化、登陆进程形成全新认识,为还原昆虫由水生向陆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相关成果8月26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陆地复杂生态系统的建立,是地球生命演化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革新,标志着生命彻底摆脱海洋束缚,开启了陆地生物多样性演化的全新阶段。研究显示,昆虫是地球上物种数量最多的动物,其祖先早在寒武—奥陶纪就开始向陆地演化。此前,由于没有相应的昆虫化石被发现,使得昆虫演化基因推算的时间和已经挖到的化石时间对不上,中间甚至存在长达8000万年的化石记录空白,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六足动物空缺期”。缺少化石证据让昆虫究竟是怎么样一步步适应陆地生活的成为一个谜。△距今约3.24亿年前的先驱乔昔虫化石。在这项研究中,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发现了距今约3.24亿年前的先驱乔昔虫化石。研究发现,先驱乔昔虫属于早期干群昆虫,既有昆虫的典型身体特征,长有六只步行足、产卵器,腹部上还保留桨状的附肢,适合在水里划动,属于水中和陆地都能生存的半水生生物。科研人员还重新梳理了其他多件古生代化石,把它们归为同一批最古老的原始昆虫类群,补齐了早期昆虫演化链条。△先驱乔昔虫生态复原图。研究证明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水陆两栖过渡阶段。昆虫腹部上的游泳附肢慢慢退化消失,才变成如今我们看到的昆虫身体结构。早期昆虫在水边既吃腐殖碎屑,也承担分解者角色,推动了远古陆地生态系统逐步成型。这项研究填补了长达8000万年的化石空白,为解读陆地生命起源提供了十分关键的实物依据,也为探究地球陆地复杂生态系统的起源与早期演化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总台央视记者 帅俊全 褚尔嘉)
    2026-08-27
  • 【新华社】远古发现|科学家发现3亿多年前昆虫曾“水陆两栖”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研究团队联合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地的科研人员,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远古石炭纪地层中最新发现一种约3.24亿年前的早期昆虫——先驱乔昔虫化石。研究发现,这种远古虫子已经长着昆虫典型的三对步行足,腹部却还保留着适合水中运动的“桨状腿”,为了解昆虫如何一步步从水中走向陆地提供了直接证据。相关成果8月26日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研究团队联合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地的科研人员,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远古石炭纪地层中最新发现一种约3.24亿年前的早期昆虫——先驱乔昔虫化石。研究发现,这种远古虫子已经长着昆虫典型的三对步行足,腹部却还保留着适合水中运动的“桨状腿”,为了解昆虫如何一步步从水中走向陆地提供了直接证据。相关成果8月26日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先驱乔昔虫化石照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供图)从形态上看,本次发现的先驱乔昔虫化石标本为雌性成虫,体长约3.2厘米,加上尾部的细长结构,身体总长度接近5厘米,整体呈纺锤形。它的胸部长着三对步行足,尾部和产卵器已经具有昆虫的典型特征。但其腹部1至9节仍长有分节附肢,靠后的几对还变成了桨状,仿佛随身带着几对“小船桨”。结合化石所在的近岸浅水、三角洲滨岸环境,研究人员判断,先驱乔昔虫生活在水陆交界的湿润环境中,仍保留着明显的半水生生活特征。先驱乔昔虫生态复原图。(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供图 谭超 绘)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古所研究员蔡晨阳介绍,现代昆虫的腹部附肢大多已经退化,只留下胸部的三对足。而先驱乔昔虫则像一张昆虫“上岸”途中的快照:祖先留下的水生结构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正在适应陆地生活的过程中逐步改造、简化。“它的发现像是一座连接水生与陆生生命的演化桥梁,远在大约3.2亿年前,水陆交界处的远古昆虫正逐步演化出适应陆地呼吸和爬行的全新身体结构。”蔡晨阳说。(记者王珏玢)
    2026-08-27
  • 【光明日报】昆虫早期演化关键空白被填补
    光明日报南京8月26日电(记者苏雁光明网记者姬尊雨)作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类群,昆虫的早期起源与登陆演化历史长期存在研究空白。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研究团队研究员蔡晨阳牵头联合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国科学家,发现并重新研究了一批昆虫化石,填补了昆虫早期演化的关键空白,修正了学界对昆虫躯体构型演化、泛甲壳动物登陆进程的传统认识,为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渐变式演化历程提供了核心实证。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瞧!我们的前沿科技】光明日报南京8月26日电(记者苏雁光明网记者姬尊雨)作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类群,昆虫的早期起源与登陆演化历史长期存在研究空白。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研究团队研究员蔡晨阳牵头联合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国科学家,发现并重新研究了一批昆虫化石,填补了昆虫早期演化的关键空白,修正了学界对昆虫躯体构型演化、泛甲壳动物登陆进程的传统认识,为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渐变式演化历程提供了核心实证。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先驱乔昔虫古生态复原图 谭超绘长期以来,古生物学界存在著名的“六足动物演化空缺期”:根据分子钟推算,六足动物早在寒武—奥陶纪便与海洋甲壳动物分异演化、开启陆地适应进程,但全球已发现的无争议六足动物化石,仅能追溯至早泥盆世,确凿的昆虫化石直至晚石炭世才大量出现,二者之间存在长达8000万年的化石记录缺失。研究团队发现了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距今约3.24亿年的晚密西西比亚纪(石炭纪的一个亚纪)的全新干群昆虫——先驱乔昔虫。借助交叉偏振光成像技术,科学家清晰解析出其独特的躯体形态特征,纠正了其长期被认为是甲壳动物幼体的误判。化石标本为雌性成虫,体长32.09毫米,包含1条中尾丝与2条尾须,总长可达49.66毫米,整体呈纺锤形,具备典型的六足动物和昆虫的衍征,同时保留了原始祖先特征。系统研究表明,先驱乔昔虫这一早期干群昆虫具备半水生两栖生活习性,栖息于水陆交界的湿润微环境。研究团队还重新修订了三件神秘的古生代六足动物化石,包括苏格兰早泥盆世的莱弗休姆虫、美国马宗溪生物群未命名的两类六足动物化石。系统发育重建结果证实,先驱乔昔虫与上述化石共同构成原始的昆虫基干类群。该类群成为目前全球最古老的昆虫化石类群,串联起早期昆虫的演化谱系。该研究取得多项颠覆性科学突破,重塑了昆虫陆地演化的核心认知。首先,研究成功填补了困扰学界多年的8000万年“六足动物演化空缺期”,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分子钟推算结果与化石记录之间的矛盾;昆虫登陆并非跨越式演化,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水生两栖过渡阶段。其次,化石揭示了昆虫躯体构型的关键演化规律,厘清了甲壳动物向六足昆虫躯体演化的形态过渡机制。此外,研究厘清了早期昆虫的生态适应情景,证实早期昆虫在水陆交界生态系统中承担分解者、捕食者等多元生态角色,是古生代陆地生态系统完善的关键类群。“昆虫征服陆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两栖过渡阶段的存在是昆虫最终征服陆地的关键演化基石。”蔡晨阳说,研究成果不仅为解析六足动物的起源分异、躯体构型演化提供了珍贵化石证据,也为探究地球陆地复杂生态系统的起源与早期演化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7日 08版)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26-08-27
  • 【南京日报】南京科学家发现已知最古老昆虫,水陆两栖、长得像龙虾
    8月26日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论文,介绍一件距今约3.24亿年的全新干群昆虫化石——先驱乔昔虫,它被认为是全球已知最古老昆虫,可水陆两栖。8月26日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论文,介绍一件距今约3.24亿年的全新干群昆虫化石——先驱乔昔虫,它被认为是全球已知最古老昆虫,可水陆两栖。先驱乔昔虫交叉偏振光图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供图。这一发现,不仅将地球已知最早昆虫化石记录提前近2000万年,更填补了昆虫早期演化的关键空白,修正了学界对昆虫躯体构型演化、泛甲壳动物登陆进程的传统认识,为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渐变式演化历程提供了核心实证。长期以来,古生物学界认为存在“六足动物空缺期”。据介绍,分子钟推算六足动物(昆虫的远古祖先)早在寒武—奥陶纪(距今约4.85亿—4.43亿年))便与海洋甲壳动物分异演化、开启陆地适应进程,但全球已发现的无争议六足动物化石仅追溯到约4.05亿年前,确凿的昆虫化石则只能追溯到距今3.06亿年,且化石表明当时昆虫已完成登陆演化。“昆虫是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类群,弄明白其早期起源与登陆演化过程,对陆地生物多样性演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研究团队研究员蔡晨阳介绍说。发现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先驱乔昔虫化石是一雌性成虫,体长约3.2厘米,此前一直被学术界误判为一种甲壳动物幼体,直至此次蔡晨阳带领团队、英国剑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埃里克·蒂海尔卡,借助交叉偏振光成像技术,清晰解析出其独特的躯体形态特征,并绘制出复原图。先驱乔昔虫的古生态复原图,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谭超绘制。“长得有点像龙虾,具有甲壳动物的原始特征,但区别于甲壳动物有两对触角,它只有一对。”蔡晨阳说,先驱乔昔虫具备更多原始昆虫和现生昆虫特征,比如它拥有昆虫在陆地上产卵的关键结构——产卵器,其胸部分节躯干和六节三对步行足也符合现生昆虫特征。此外,先驱乔昔虫还具有古生代干群昆虫普遍保留的分节腹足,其后部腹足特化为桨状结构,指向先驱乔昔虫可进行水生运动。再结合化石产出地层为近岸浅水、三角洲滨岸环境这一情况,可证实先驱乔昔虫具备半水生两栖生活习性,栖息于水陆交界的湿润微环境。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昆虫登陆后直接演化出完全陆生的躯体结构,而本次发现证明,昆虫登陆并非跨越式演化,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水生两栖过渡阶段。该成果不仅为解析六足动物的起源、躯体构型演化提供了珍贵化石证据,也为探究地球陆地复杂生态系统的起源与早期演化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中心项目的资助。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张安琪
    2026-08-27
  • 【南京日报】南京科学家发现已知最古老昆虫
    形似龙虾、水陆两栖的先驱乔昔虫生活在3.24亿年前
    本报讯(记者 张安琪) 8月26日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论文,介绍一件距今约3.24亿年的全新干群昆虫化石——先驱乔昔虫,它被认为是全球已知最古老昆虫,可水陆两栖。本报讯(记者 张安琪) 8月26日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论文,介绍一件距今约3.24亿年的全新干群昆虫化石——先驱乔昔虫,它被认为是全球已知最古老昆虫,可水陆两栖。这一发现,不仅将地球已知最早昆虫化石纪录提前近2000万年,更填补了昆虫早期演化的关键空白,修正了学界对昆虫躯体构型演化、泛甲壳动物登陆进程的传统认识,为揭示昆虫从水生到陆生的渐变式演化历程提供了核心实证。长期以来,古生物学界认为存在“六足动物空缺期”。据介绍,分子钟推算六足动物(昆虫的远古祖先)早在寒武—奥陶纪(距今约4.85亿—4.43亿年)便与海洋甲壳动物分异演化、开启陆地适应进程,但全球已发现的无争议六足动物化石仅追溯到约4.05亿年前,确凿的昆虫化石则只能追溯到距今3.06亿年,且化石表明当时昆虫已完成登陆演化。“昆虫是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类群,弄明白其早期起源与登陆演化过程,对陆地生物多样性演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研究团队研究员蔡晨阳介绍。发现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先驱乔昔虫化石是一雌性成虫,体长约3.2厘米,此前一直被学术界误判为一种甲壳动物幼体,直至此次蔡晨阳以及英国剑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埃里克·蒂海尔卡,借助交叉偏振光成像技术,清晰解析出其独特的躯体形态特征,并绘制出复原图。“长得有点像龙虾,具有甲壳动物的原始特征,但区别于甲壳动物有两对触角,它只有一对。”蔡晨阳说,先驱乔昔虫具备更多原始昆虫和现生昆虫特征,比如它拥有昆虫在陆地上产卵的关键结构产卵器,其胸部分节躯干和六节三对步行足也符合现生昆虫特征。此外,先驱乔昔虫还具有古生代干群昆虫普遍保留的分节腹足,其后部腹足特化为桨状结构,指向先驱乔昔虫可进行水生运动,再结合化石产出地层为近岸浅水、三角洲滨岸环境这一情况,可证实先驱乔昔虫具备半水生两栖生活习性,栖息于水陆交界的湿润微环境。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昆虫登陆后直接演化出完全陆生的躯体结构,但本次发现证明,昆虫登陆并非跨越式演化,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水生两栖过渡阶段。相关成果不仅为解析六足动物起源、躯体构型演化提供了珍贵化石证据,也为探究地球陆地复杂生态系统起源与早期演化提供了全新研究视角。相关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资助。
    2026-08-27
  • 【央视新闻】我国科学家首次揭示冰室气候下极热事件完整图景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晚古生代研究团队要乐副研究员、王秋来副研究员牵头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首次系统揭示了地球倒数第二次大冰期中一次极热事件的完整图景。研究显示,在约3亿年前的冰室气候背景下,地球曾经历过一次快速升温事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约7.5℃,大气CO2浓度飙升。相关成果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该所晚古生代研究团队要乐副研究员、王秋来副研究员牵头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首次系统揭示了地球倒数第二次大冰期中一次极热事件的完整图景。研究显示,在约3亿年前的冰室气候背景下,地球曾经历过一次快速升温事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约7.5℃,大气CO2浓度飙升。相关成果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地球历史上此前已知的极热事件,均发生在两极无冰的温室气候下,缺乏与当下对标的参照系。晚古生代大冰期是地球自动植物繁盛以来唯一一个与现代大气CO2浓度相近的时期,堪称理解当今气候变暖的“天然实验室”。但此前,学界对这一时期是否发生过极热事件、其升温过程和机制如何,认识一直不清晰。研究团队对我国华南和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地层剖面开展了多学科综合研究。他们从数亿年前的海相沉积中找到了一种微体化石——牙形刺,其氧同位素组成就像一柄“古温度计”,能忠实记录它生活时的海水温度。利用离子探针微区原位分析技术,团队重建了高分辨率的氧同位素变化曲线,从中识别出一次显著的氧同位素负偏,这正是全球快速升温的“指纹”。研究发现,这次极热事件初始阶段海水表层温度升高约2℃,持续约6万年;随后进入主幕阶段,温度骤升约3.5℃,仅用3.5万年,升温速率远超初始阶段。快速升温的同时,海洋出现缺氧和硫化水域扩张,牙形刺个体变小、物种多样性下降,珊瑚礁等后生动物礁也被钙藻礁所取代。通过研究,团队发现在初始升温阶段,火山排放的CO2点燃了升温的“第一把”火。然而,到了升温最剧烈的主幕阶段,火山活动反而消退了。接过“接力棒”的是地球轨道。团队发现当地球轨道偏心率达到高值时,气候恰好处于最暖期。这表明,火山排放的CO2先行拉高了大气温度,导致高纬度冰川融化和冻土释放大量碳;偏心率的高值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在气候正反馈的推动下,升温一发不可收。研究团队认为,这一发现对当下有着清晰的警示意义。当今地球同样处于冰室气候背景下,即便小幅度升温也可能触发高纬度冰川加速融化与冻土碳排放,在气候正反馈的作用下突破阈值,进而导致快速升温、海洋缺氧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因此,人类应当控制碳排放,关注小幅度升温事件,避免突破气候状态阈值和快速升温事件的发生。(总台央视记者 帅俊全 褚尔嘉)
    2026-08-11
  • 【科技日报】3亿年前冰期大升温为当今全球变暖提供关键参照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牵头的国际科研团队,完整还原了3亿年前晚古生代冰期里一次剧烈升温事件的全过程,相关成果8月11日刊发于《美国科学院院刊》。这也是人类首次拿到冰期环境下、二氧化碳浓度和当下地球相近的古气候完整样本,填补了同类研究空白,为预判现代全球变暖的连锁反应找到了关键地质参照。科技日报记者 张晔 实习生 冯丽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牵头的国际科研团队,完整还原了3亿年前晚古生代冰期里一次剧烈升温事件的全过程,相关成果8月11日刊发于《美国科学院院刊》。这也是人类首次拿到冰期环境下、二氧化碳浓度和当下地球相近的古气候完整样本,填补了同类研究空白,为预判现代全球变暖的连锁反应找到了关键地质参照。如今的地球,两极常年被冰川覆盖,科学界把这种环境称为“冰室气候”;反观地质史上绝大多数快速升温事件,都发生在两极无冰、全球温暖的“温室气候”里,很难直接用来对照现在的气候变化。而3亿年前的晚古生代大冰期,是动植物大规模出现以来,唯一大气二氧化碳水平和当下接近的冰期阶段,是研究现代变暖最贴合的“天然实验场”。为还原当年气候变化,科研团队分别采集我国华南两处地层剖面、俄罗斯乌拉尔山脉的岩层样本开展跨区域综合分析。我国华南地区保存了连续完整的古代海洋岩层与生物化石,是这次研究的核心优势。科研人员找到一种微小海洋生物化石——牙形刺,它外形像细小尖牙,骨骼里的氧同位素会精准留存它生存年代的海水温度,相当于刻在岩石里的“远古温度计”。团队运用高精度离子探针技术,逐段解析化石里的同位素数据,清晰锁定了宾夕法尼亚亚纪两段地层交界时,全球出现过一次剧烈升温,学界将其命名为KGTM极热事件。研究显示,这次升温分为清晰两步:先是小幅升温,低纬度海域表层水温上升约2℃;随后迎来爆发式快速升温,海水温度再升高3.5℃。综合测算,当时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整体上升7.5℃,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从300 ppm暴涨至700 ppm,这个浓度区间和当前地球大气环境高度相似。团队还原了当年升温的完整连锁链条:区域火山喷发释放碳,拉开小幅升温序幕;气温小幅走高后,叠加天体运行周期影响,两极冰川、高纬度冻土开始融化,封存其中的巨量碳被释放到大气,二氧化碳进一步攀升。这种一环助推一环的气候正向循环,最终突破气候稳定临界点,催生了后期急剧升温。这项研究表明,如果地球出现小幅升温,就可能加速极地冰川消融、冻土碳释放,形成持续放大的升温循环,一旦跨过气候临界阈值,将迎来快速升温、海洋大面积缺氧、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系列连锁负面后果。(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供图)编辑:李梦一
    2026-08-11
  • 【新华日报】在南京,博物馆不止一种模样
    顶流展馆一票难求 新式文博如何补位
    暑期文旅持续升温,南京头部文博场馆一票难求。 南京博物院未来三日名额全数约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两日内门票早已约罄。传统大馆承载城市主流文化叙事,馆藏厚重、资源权威,但容量有限、预约紧张,难以承接暑期激增的大众观展需求。在此背景下,一批形态多元、贴近市井的新型博物馆,在城市街巷、商圈、园区、科研院所中补位生长,成为南京文博体系极具活力的新生板块。暑期文旅持续升温,南京头部文博场馆一票难求。南京博物院未来三日名额全数约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两日内门票早已约罄。传统大馆承载城市主流文化叙事,馆藏厚重、资源权威,但容量有限、预约紧张,难以承接暑期激增的大众观展需求。在此背景下,一批形态多元、贴近市井的新型博物馆,在城市街巷、商圈、园区、科研院所中补位生长,成为南京文博体系极具活力的新生板块。这类场馆跳出国有展馆标准化范式,不依赖顶级馆藏与官方流量,依托民间情怀、科研资源、企业品牌、商圈场景形成差异化运营。记者暑期实地走访多座特色文博空间,涵盖民间自建、科研依托、企业自持、商圈嵌入、情绪沉浸式各类馆态。它们各据赛道、各补空白,让文博走出殿堂、融入日常,构筑出南京文博多元共生的全新图景。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到2027年实现备案博物馆100座;孵化社区、园区、企业、非遗工坊型类博物馆100座。各有来路:各类场馆走出差异化突围之路长期以来,大众对博物馆的认知多局限于公办场馆的标准化展陈模式。而南京一批新兴文博空间,围绕民间、科研、企业三类不同主体资源,走出完全差异化的生长路径,打破文博形态的单一格局,以细分、精准、鲜活的姿态,丰富城市文化供给。民间力量办馆,是南京文博体系中极具温度的补充。作为民营类博物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完全依靠馆长吴先斌的个人情怀坚守运营。7月17日记者走访当天,场馆正承接机关单位集体研学,吴先斌极具感染力的现场讲解,让参观者沉浸式触摸鲜活的民间抗战记忆。吴先斌认为,国有大馆梳理正史、搭建宏大叙事,民间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是打捞正史之外细碎、珍贵的个体记忆。馆内所有展品均由其数十年奔走搜集,“藏品虽是个人征集,但历史记忆永远属于国家和大众。”二楼馆藏1945年《大公报》“日本投降矣”头版原件,是珍贵镇馆之宝,去年曾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借调展出,前不久刚归还回来。相较文物,吴先斌更珍视三楼的老兵口述史料与掌印墙。2012年起,过去十余年间,他带队走访1700余名抗战老兵,与时间赛跑留存影像与口述资料,如今受访老兵三分之二已离世,这批史料也成为不可复刻的民间记忆。为压缩运营成本,场馆装修、空间设计均由吴先斌自主完成,并牵头制作展品溯源二维码,降低历史传播门槛。馆内游客留言道出真切观感:“参观有两种震撼,一种来自展品,一种来自馆长。”凭借纯粹的公益坚守,该馆7月预计接待游客万人左右,持续填补城市民间红色传播空白。采访结束当晚,吴先斌在朋友圈写下一段话:南开大学一位外国教授专程从天津赶来,只为查阅馆藏的英文版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他写道,“多一个人了解历史,就等于多一份传播。”与情怀驱动的民间馆不同,南京古生物博物馆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资源,构筑起专业公益科普的标杆。作为国内知名的古生物专业展馆,场馆以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为主线,展出澄江动物群、热河生物群等国宝级化石,暑期至今累计接待游客逾1.8万人次,亲子青少年群体占比超七成。展厅里,亲子游客驻足辨析化石纹理、探讨远古生命,让静态馆藏焕发鲜活生机。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副馆长季承介绍,场馆深耕普惠科普,常态化打造“小博士养成计划”,通过手工创作、互动讲解拆解专业知识,暑期接连落地特殊儿童公益专场、泥盆纪手绘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安全科普等多元活动。同时依托在宁高校搭建标准化志愿者服务体系,高温酷暑下的贴心服务,让硬核科研展馆兼具专业厚度与民生暖意,形成独有的科普竞争力。企业文博则以市场化玩法,开辟亲子文旅新赛道。南京太古可口可乐博物馆2019年对外开放,馆长邢颖向记者介绍,从初期年接待1万余人,攀升至如今年客流4万人次,成为成熟的工业文旅样本。暑期日均接待游客250人,高峰日突破300人,工作日20元、周末40元的亲民票价,精准适配亲子研学需求。展馆串联复古藏品、自动化生产线、DIY体验区,将工业发展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轻量化内容。前不久,演员佟丽娅携子专程打卡,进一步带动场馆出圈,叠加雪泥兑换、瓶身DIY等暑期活动,让企业文博形成可持续的流量与运营闭环。借势生长:商圈场景打开文博新流量民间、科研、企业博物馆均依托自有独立空间运营,客流多来自主动研学、定向打卡。与之不同,德基艺术博物馆、茂业天地灰色博物馆跳出传统场馆范式,深度嵌入城市核心商圈,以市井流量赋能文化传播,消解文博的距离感与仪式感,走出一条轻量化、接地气的破圈路径,成为适配年轻群体的新型文化空间。坐落德基广场的艺术博物馆,将潮流美育融入商业场景。闹市熙攘之中,展馆氛围静谧新潮,配套主题艺术周边,实现商业烟火与艺术美学的交融共生。德基艺术博物馆常设展览各有侧重。《金陵图数字艺术展》以清代宫廷画师冯宁1794年所作、描绘宋代南京的长卷巨作为蓝本,打造了110米长、3.6米高的超大LED互动屏。观众领取智能手环后选择心仪的宋代人物形象,便可“穿越”入画,实现“人物入画、实时跟随”的沉浸式互动。这项中国文博数字化创新成果,曾受邀亮相2026“国际博物馆金砖+”国际艺术节,赢得26个国家文博专家的高度认可。《动静无尽:花卉静物三百年》则汇聚莫奈、毕加索、常玉、赵无极等109位世界艺术巨匠的140余件花卉主题真迹。莫奈“维特伊时期”的玫瑰以成熟的外光技法晕染温柔诗意,毕加索画中如星光点缀的花朵裹着烂漫生机,常玉以“普鲁士蓝”绘就的瓶花清冷雅致——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花”在同一空间中静静绽放。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暑期场馆咨询、购票游客络绎不绝,受众以学生、都市青年为主。对年轻人而言,商圈博物馆打破了观展的仪式感束缚,“逛街顺路看展”的松弛模式,让美育不再是专门的研学任务,而是日常休闲的优选方式。依托商圈的天然流量与空间特性,场馆走出了一条轻量化、高频次的文化传播路径——不追求大体量长线学术展览,而是以更灵活的主题特展、更贴近日常的展陈方式,让艺术与美育融入都市青年的生活节奏。商业空间的反哺,使其在保持内容品质的同时,具备了自我造血能力,形成了商业与公益相互赋能的良性循环。如果说德基展馆主打视觉美育,茂业天地灰色博物馆则聚焦青年精神需求,打造国内少见的情绪沉浸式文博体验。7月16日下午,记者购票入馆,夫子庙商圈的喧嚣被彻底隔绝,低饱和灰调空间、柔和静谧的灯光,构建出包容、治愈的观展氛围。展馆摒弃人工讲解,完全通过场景装置、实物展品、文字叙事,引导大众正视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鸟笼、堆叠药盒、真实病历底稿、匿名情绪投稿等展品,具象化呈现心理困境人群的生活状态。墙面“你站在这里的每一秒,都是我的日常”的文案,褪去说教、直击人心。展厅动线层层递进,从困境呈现到治愈释怀,出口处温暖寄语,为观展画上温柔句号。馆内留言墙贴满万千游客的手写心事,成为陌生人彼此慰藉的情绪树洞。暑期客流以青年人为主,不少学生表示,这种无压力、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是难得的自我疗愈过程。依托商圈流量与线上种草,场馆客流稳定,但内容体系有限、无专业心理配套服务、高度依赖门票收入的短板,也制约着其长效发展。共生补位:多元业态完善城市文博底色从民间情怀坚守、科研学术赋能、企业品牌输血,到商圈场景引流、情绪体验破圈,南京这些新型博物馆,以完全不同的生长逻辑,在传统头部大馆的市场缝隙中扎根壮大,形成优势互补、多元共生的文博新生态,精准补齐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细分短板。南京博物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头部场馆,承载着城市最权威、最系统、最宏大的主流文化叙事,是城市文博的核心骨架。但标准化、体系化的官方展陈,难以覆盖小众历史记忆、自然科普启蒙、亲子工业研学、青年潮流美育、大众情绪科普等细分需求。而这批新型博物馆,恰好填补了这些空白,让南京文博从“厚重单一”变得“丰富包容”。民间抗战博物馆打捞濒危的民间红色记忆,让宏大历史落地为可感知的个体故事,留存正史之外的鲜活史料;古生物博物馆深耕公益普惠科普,常态化服务青少年、特殊群体,筑牢城市自然教育根基;可口可乐博物馆填补工业文旅空白,让硬核工业知识轻量化、亲子化,丰富亲子研学场景;德基艺术博物馆持续培育青年美育土壤,打破艺术壁垒;灰色博物馆开创性开展大众情绪科普,消解社会对心理疾病的偏见,传递城市人文温度。多元生长的背后,新型文博群体同样面临成长困境。资金结构决定发展上限:民间馆财政支持有限,主打情怀硬守;商圈馆营收完全绑定门票客流,淡旺季落差悬殊;企业馆展陈受品牌属性制约,文化延展性有限;科研馆虽有公益资源支撑,但面临志愿者季节性流失、科普运维成本偏高的难题。人才短板更为突出,相较于国有大馆完善的专业策展、研究团队,新型场馆难以吸纳高端文博人才,多依靠兼职、志愿者运维,导致展览深度不足、公共教育不成体系,难以实现长效深耕。客流季节性失衡是普遍痛点。暑期文旅热潮之下,各馆客流爆满、活力十足,步入秋冬淡季与工作日,多数场馆访客寥寥,难以形成稳定造血能力。即便如此,短板之下,新型文博的价值依然无可替代。它们不追逐宏大叙事,深耕民生细分领域,让博物馆从遥远的历史地标,变成市民可逛、可感、可共情的日常空间,让城市文化既有历史厚度,也有烟火温度。南京文博的魅力,从来不止于殿堂级馆藏与恢弘的主流叙事。多元生长、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同样是珍贵的文化底色。在标准化国有文博体系之外,民间情怀、科研力量、企业资源、市井场景滋养出的新型博物馆,以各自的姿态扎根生长、补位赋能。无数细碎鲜活的文化力量相融共生,拼凑出南京丰盈、立体、鲜活的城市文博新图景。□ 本报记者 徐 晋
    2026-07-20
  • 【浙江日报】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与地层学家陈旭——给地层标“刻度”的人
    7月1日,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33个国家的70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90岁的陈旭院士是年纪最大的参会者。 在会议酒店餐厅,记者见到了这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科学家。他几乎没有落单的时候,总有中外学者主动坐过来。他用中、英文流利地聊学术、聊生活,聊到兴头上,眉眼间都是笑意。一位外国学者刚走,另一位中国同行又端着咖啡坐了过来。7月1日,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33个国家的70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90岁的陈旭院士是年纪最大的参会者。在会议酒店餐厅,记者见到了这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科学家。他几乎没有落单的时候,总有中外学者主动坐过来。他用中、英文流利地聊学术、聊生活,聊到兴头上,眉眼间都是笑意。一位外国学者刚走,另一位中国同行又端着咖啡坐了过来。几十年前,中国学者在国际地层学舞台上几乎无声。如今,90岁的陈旭坐在这里,就是中国地层学从“跟跑”到“并跑”的见证者。一辈子憋着一股劲比学术地位更令人惊叹的,是陈旭身上那股与年龄不相称的鲜活劲儿。采访了两个小时,他依然中气十足,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从电梯走向会场时,年轻的学者想扶他,他执意不肯,自己走得稳稳当当。从学生时代起,陈旭就是这样“憋着劲儿”的状态。小学时随家迁移,不断在不同学校插班就读。“上课听不懂,就硬学,‘连滚带爬’地跟上进度。”在陈旭看来,这锻炼了他最核心的本事——对不熟悉的东西敢去碰,适应能力强,胆子大。正是这股“连滚带爬也要跟上”的劲儿,让他后来拼下了中国首枚“金钉子”——地质年表的国际标准。时间来到1985年,陈旭第一次带队到浙江常山黄泥塘。站在那片裸露的岩层前,他心里隐约觉得:这个地方,或许能改写中国地层学的历史。当时,全球“金钉子”全部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金钉子”就是地球46亿年年表上的“刻度线”,哪一层岩石代表哪个时间段的开始,全球必须统一标准。陈旭不服:“中国有这么好的地质记录,为什么‘金钉子’数量为零?这不合理。”1991年,他来到国际奥陶系大会。在奥陶系中部一条界线的竞争中,他与英国首席科学家理查·福提狭路相逢。双方的分歧集中在“笔石”身上——这种已经灭绝的海生群体动物演化快、分布广,是划分地质年代的天然标尺。福提提议以英国模式标本为标志;陈旭则认为,中国的“三山地区”(江山—常山—玉山)地层序列连续、动物群异常丰富,优势显而易见。双方争执不下。当时的奥陶系分会主席决定,在规定时间范围内,由中英两国同时提交方案,但是英方却提前公布他们的界线层型,引起他国不满。“而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方案与联合考察计划。”陈旭回忆道,第一次交锋,中方明显取得了主动,由中、澳、美、法等国科学家组成国际工作组,随后考察了浙江常山黄泥塘等剖面。黄泥塘剖面不仅完整保留了奥陶系的地质记录,还拥有笔石和牙形刺两种关键化石,这种情形极为少见。但“金钉子”的确立要求极为严格:必须找到标准化石的连续演变,建立起完整的物种演化谱系。陈旭带着当年还是博士生的张元动,把黄泥塘剖面以20厘米为单位逐层采集笔石化石,共计200多层。野外工作量大,经费却捉襟见肘。陈旭开口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申请8万元,所长吓了一跳——所里全年可调动的科研经费才20多万元,“最多给你3万”。1994年夏天,陈旭揣着这3万元,带领国际工作组走遍“三山地区”6条候选剖面。午饭是揣在兜里的馒头,没有车就走着去,雇不起人就自己扛石头。“我觉得陈老师已经是有名的国际大专家了,还带着大家吃这么大的苦。”现在已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的张元动感慨。有一次,陈旭和张元动租了一辆“蹦蹦车”前往剖面,在一个陡坡上翻车了,陈旭身上多处受伤,鲜血直流。但在陈旭看来,这些都不算什么。“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是个搞地质勘探的。”他自嘲道。艰苦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连续完整的剖面和一层层精美的化石标本,让国际专家挑不出毛病。1997年1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一致通过——中国第一枚“金钉子”在浙江常山黄泥塘确立。这是中国“金钉子”零的突破,也是全球奥陶系的第一枚“金钉子”。在此之后,陈旭的工作没有停下。2006年,他领导的国际工作组在湖北宜昌王家湾建立了奥陶系最高一个阶——赫南特阶的“金钉子”,为中国再获一枚“金钉子”。在陈旭与中国地层学专家的努力下,如今,全球已批准的80余颗“金钉子”中,中国占据11席,仅次于意大利的12席。一部笔石“活字典”在陈旭身上,有种信念叫“迎难而上”,贯穿他的科研生涯。1959年,陈旭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师从穆恩之,刚入职便参与编著《中国的笔石》。陈旭至今还记得穆先生的交代:“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你接着把它搞下去。给你两年时间,帮我把《中国的笔石》编出来。”放手去闯——穆先生的言传身教将“迎难而上”的品质植入陈旭的科研基因。凭着这份信念,陈旭把功夫下到了极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各地的研究论文、研究各种化石,把全世界不同时代的笔石形态全部读懂、记住,脑子里就像装了一本“字典”。功不唐捐,这部“字典”发挥了大作用。“基础理论学科不一定都能解决生产问题,但如果恰巧能解决生产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就是科学家莫大的幸福。”陈旭告诉记者,他的幸福之处,在于将地质学的知识运用到了对页岩气的发掘、开采上。页岩气是储存在富含有机质的页岩层中的非常规天然气,可作为常规天然气的替代能源,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在四川盆地,藏着富含有机质的黑色页岩,但地层对比不准,钻井就可能打空。笔石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只有几厘米长的笔石虽然是早已灭绝的海洋浮游生物,却是地层对比的标尺。它们的形态演变极快,几百万年就变一副面孔。只要能读懂这些面孔,就能给地层“排队”。通过对笔石的判断,确定不同地层的年龄,进而判断出哪些层位是否富含页岩气。陈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虽然油气不是我开采出来的,但含有油气的层位我最清楚。就像我可以告诉石油工人油气在‘哪一栋楼、哪一层、第几号房间’。”他把笔石带和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对齐,梳理出四川盆地9个含气层位,其中5个是“甜点层位”——最有利、最希望出油出气的层位。中石油、中石化的勘探队按照这套标准去打井,几乎没有错过层位。至今,四川盆地所有页岩气高产井,都没有逃脱这套框架,业界称之为“黄金卡尺”。“给国家创造多少经济价值,我也算不来。最高兴的就是,所有四川盆地里的页岩气高产井都没有逃出我们给的‘甜点层位’。”陈旭说。从基础研究到国家能源战略,在陈旭看来,国家需求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桑梓情深薪火传2019年,老伴走了。陈旭做了一个决定:回湖州老家。这位在学术上“硬刚”过英国学者的院士,在湖州却展现出直率、温柔的一面。2021年的一天,陈旭受湖州二中的邀请前去做讲座。在校史馆,他意外见到姑婆邱丽英的一张照片。邱丽英是该校前身湖郡女中的第一任中国校长。“上世纪20年代,姑婆到美国学习教育学,回到老家办校,终身未嫁,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陈旭说。这份跨越百年的家族渊源,让陈旭当即决定:要把全省第一个“院士科普基地”建在这里。“决定一个人发展方向最重要的阶段就是高中。”陈旭说。他不仅自己讲,还拉着沈树忠等院士、杰青一起来,定期为孩子们开讲座。陈旭想要的,不只是建一个基地、办多次讲座,他想改变一件事。“中国学生太‘乖’了,老师讲什么就听什么,缺少独立思考能力。”他定了个规矩:专家只讲40分钟,学生提问半小时。第一次,没人举手。第二次,他让学校“准备几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终于有6个学生提了问题。讲座结束后,陈旭自掏腰包请这些学生喝咖啡。“你们为什么敢提问题?”他没有得到标准答案,但他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那些孩子发现,提问“得到这么大的鼓励”。两三次之后,局面完全变了。“现在讲堂上讲完课,孩子们都抢着举手发言。”陈旭说。湖州二中教务处副主任陆霞静见证了这个过程:“学生的提问从少到多,从粗到细,从被动到主动。陈院士每次讲座后都会留下来,和孩子们面对面交流,有时候一聊就是半个小时。”这份薪火,也传到了常山。今年5月,常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牌后,陈旭多留了几日,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上了8节课。从中国科学院毕业不到三年的吕霖担任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工作人员学习班班长,陈旭见他功底扎实,便邀请他参与自己新书的校对工作。英语口译专业出身的徐燕玲在公园负责宣传,陈旭点名带她参加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让她了解地层学最新进展。曾经对“金钉子”一无所知的徐燕玲在会上认真记录——她明白陈旭的用意: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必须开放办园,与全球研究成果同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2023年起,陈旭将毕生珍藏的9770册文献资料陆续捐给了中国常山“金钉子”地质博物馆。“我有一天肯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资料放在常山是我最安心的选择。”他说,“能把科研生涯和常山的山水融在一起,是我莫大的光荣。”问及是否舍得,他摆摆手:“求之不得。放在那里,很快就能上传到互联网,国内外同行都能用,多好。”从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系笔石,到钉入地球年表的中国标准,再到家乡孩子们手中的咖啡,和常山年轻人案头的书稿——这位90岁的老人,用几十年的时间,给地球立了“标准”,也给自己立了标准。本报记者 张苗 于山 实习生 金玉鑫
    2026-07-15
  • 【中国科学报】新当选院士集体“追星”:“想到他们,我们没理由退缩”
    “跟这一代科学家相比,感觉自己很渺小。胸怀、情怀、格局,真的很难比。” 说这话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朱茂炎。此刻,他正站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的邓稼先像前。■本报记者 赵广立 张楠 孟凌霄 见习记者 樊晓丽“跟这一代科学家相比,感觉自己很渺小。胸怀、情怀、格局,真的很难比。”说这话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朱茂炎。此刻,他正站在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的邓稼先像前。朱茂炎和邓稼先是同乡。“当年邓稼先受命远赴外地从事‘两弹一星’绝密研究,瞒着家人,隐姓埋名20多年。”朱茂炎说,每想及此,感慨良多。2026年两院院士大会前夕,朱茂炎等2023年、2025年当选的院士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内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参观学习。半山腰的“功勋路”旁,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雕像静静伫立在翠柏之间,目光穿越时空,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被看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珏在“任老总”的雕像前驻足良久。“任老总”是航天后辈对任新民先生的尊称。王珏说,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也是航天后辈心中敬仰的“总总师”。任新民早年留美,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回国,隐姓埋名投身航天事业。“他一生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王珏说,“‘任老总’教会我搞航天不能只盯着眼前,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航天人做的就是‘十年磨一箭,万人一杆枪’的事。”王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长征五号”从2006年立项到首飞,上万航天人参与研制,许多试验要做几百遍甚至上千遍。很多人在聚光灯之外默默耕耘一辈子,甚至到最后也没看到火箭上天。“但这正是航天事业的铁律——每一次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是无数人矢志坚守、默默奉献的日日夜夜。”王珏说,“坐得住,才能托举得起。”对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国安来说,“两弹一星”精神是刻在骨子里的,是核工业人的文化基因。他向《中国科学报》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老院士曾在我们单位工作多年,留下了七八篇内部报告,但这段经历在他的公开简历里从未出现过。我后来翻到那些报告,稿纸上连署名都没有,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是他写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元智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搞国防通信的,很多工作不能发表论文。外界看不到你的成果,你也不能说在做什么。”“但正如‘两弹一星’元勋们一样,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被人看见,而在于国家需要的时候你能顶上去、你的成果能顶上去。”何元智说。坐“冷板凳”的人,心里要有“热使命”何元智还记得,她在本科期间参观学校的卫星地球站,几乎所有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老师说装备发生故障还得花大价钱请国外专家上门维修。“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难受,心想核心技术买不来、依赖引进靠不住。”从那一刻起,她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中国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何元智告诉《中国科学报》,她和团队曾选择一项新型通信技术作为攻关方向,是全世界公认最难啃的“硬骨头”,很多专家都不看好。但他们扎进创新攻关“深水区”,日复一日反复推演、积累数据、总结规律,多次深入一线恶劣环境试验验证,屡败屡战,最终突破了复杂环境中可靠传输的理论瓶颈。“支撑我们的,就是那种‘再难也要把事干成’的信念。”她对《中国科学报》说,坐“冷板凳”的人,心里要有“热使命”。“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中,最让何元智动容的是钱学森先生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国、从“零”开始撑起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以及郭永怀先生在牺牲时用身体护住重要实验数据的壮举。“他们使我对‘两弹一星’精神有了更加真切、更加厚重的理解,也引发了我几十年始终坚守的那份家国情感、强军事业的共鸣。”何元智说。1986年,叶国安从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从事核工业研究,一干就是40年。叶国安回忆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经济形势不好,科研任务不饱满,核工业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后处理专业更是面临“还要不要继续搞”的严峻考验,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但我看到身边那些老同志,一辈子就这么兢兢业业地干过来了。人家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叶国安说,身边老同志的坚守和核工业精神的熏陶,实实在在地打动了他、留住了他,后来国家有需要、有任务时,“那些年打下的基础也终于派上了用场”。作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王珏也经历过“至暗时刻”。2017年“长五”遥二火箭发射346秒后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将对嫦娥五号、空间站建设等任务产生重大影响。最终,研制团队历经908天,累计进行了40余次、1.5万余秒关键技术试验,总计超过2万余次各种地面试验,采取了227项改进措施,终于让长五“王者归来”。“在那908天里,团队负重前行,但每当想起老一辈在比我们困难百倍的条件下照样干出了惊天伟业,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退缩。”王珏说,中国航天最可贵的就是从挫折中奋起、在苦难中铸就辉煌,“这是这项跨代工程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滋养”。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宏在参观后感慨,“两弹一星”科学家们最了不起的是他们不畏艰难、憋着一股劲,誓要破解难题。“我们今天许多仍在实验室里默默探索、尚未取得原创性突破的科研工作者,在这种劲头上是一脉相承的。”他说,无论是当年的“两弹一星”事业,还是当今面向未知的原创性探索,都需要锲而不舍、永不放弃的精神。成果要用到一线,人就得待在一线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前,朱茂炎刚从纳米比亚北部的野外考察中返回。“受中东战火影响,(去程)飞机坐了将近30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落地开了9个小时的车才到露营地,一路颠簸,连续几十个小时没怎么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们爬很陡的山考察剖面,气温35℃,又热又闷,山坡杂草下面全是乱石。当时,我感觉脚下踩的全是空的,几乎晕倒在山上,无法站立。”朱茂炎向《中国科学报》讲述说,这是他“从事野外工作从未有过的体验”。“所幸我身体底子还算好,不然以当地的医疗条件,如果没撑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险。”朱茂炎说,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根本没法与前辈们面对的困境相比,但确实遇到过“还要不要干”的艰难时刻。然而,“想到他们,我们没理由退缩”。“很庆幸我还是有点儿‘闯’的精神,总愿意做点儿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遇到前人没走过的路,也要往前探一探。”朱茂炎说,“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几乎人人如此:面对未知,敢想,也勇于克服困难。克服困难,对“两弹一星”元勋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叶国安分享说:“当年搞原子弹研究时,哪有什么现成的实验室和完备的防护条件?王方定先生当年就是自己动手搭工棚,一边建设一边研究。如果等什么都建好了再动手,原子弹什么时候能搞出来?”对于一线科研人员来说,科研工作往往要以5年、10年为单位持续推进。如何做到不急功近利、不盯着文章和影响因子看,是许多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现实困境。对此,叶国安认为,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最终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多大贡献,而不是发了多少篇文章。“文章可以锦上添花,但国家需求才是我们搞科研的根本出发点。”叶国安说,“我们的很多项目是为生产一线服务的,成果最终要用到一线,就要把精力放在离问题最近的地方,和一线的人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叶国安看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身教重于言传。“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年轻一代看到,真正的科研不是为了发文章、争头衔,而是为了解决国家真正的需求。”
    2026-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