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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粉化石揭示华南三叠纪—侏罗纪之交植被与气候变化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侏罗纪之交发生了显生宙五大生物灭绝事件之一，全球海陆生态系统受到重创。相比于海洋而言，对陆地生态系统三叠纪—侏罗纪之交重大生物事件的探究相对薄弱，特别是针对处于东特提斯洋的东亚地区陆地生态系统响应的研究甚少。我国华南四川盆地上三叠统—下侏罗统地层发育连续，化石丰富，为深入研究三叠纪—侏罗纪转换时期陆地生态系统的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永栋研究员带领的中生代植物与环境中外科研团队，在该地区开展了多学科深入研究，陆续取得新进展。近期，南京古生物所李丽琴博士、王永栋研究员和挪威奥斯陆大学WolframKürschner教授、爱尔兰都柏林大学MichaRuhl博士以及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ViviVajda教授等同行合作，对四川盆地东北缘宣汉七里峡剖面须家河组—珍珠冲组开展了孢粉植物群的系统深入研究，恢复并重建了三叠纪—侏罗纪之交的古植被演替和古气候变化，探讨了该转折时期陆地植被、气候变化与中大西洋火山活动事件等的潜在联系。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地学学术刊物《三古》（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上。研究团队在须家河组—珍珠冲组剖面自下而上识别了5个孢粉化石组合序列，并结合孢粉生态群和主成分分析等手段，分别揭示了晚三叠世诺利期至瑞替期、晚三叠世末期、三叠纪—侏罗纪过渡期和早侏罗世赫塘期—辛涅缪尔期，孢粉组合所代表的古植被面貌演替特征以及古气候由温暖湿润到短期变凉、干凉和变暖的显著波动变化。该研究发现的三叠纪—侏罗纪过渡期显著蕨类三缝孢子峰值（fernspike）、晚三叠世末短期变冷以及早侏罗世变暖的古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多个代表剖面尤其是特提斯洋西缘地区的研究结果相吻合，揭示了三叠纪—侏罗纪之交全球性的陆地古植被和古气候演替变化。这是我国华南地区三叠纪—侏罗纪之交孢粉植物群研究最为翔实的高分辨率研究记录，并为三叠纪—侏罗纪之交重大地质事件的陆地生态系统响应提供了来自古特提斯洋东缘东亚低纬度地区的重要证据。本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院战略先导B类项目、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和自主项目以及瑞典研究理事会联合资助。论文信息：LiL.,WangY*.,Kürschner,W.M.,Ruhl,M.,VajdaV.*,2020.PalaeovegetationandpalaeoclimatechangesacrosstheTriassic–JurassictransitionintheSichuanBasin,China.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556,109891.https://doi.org/10.1016/j.palaeo.2020.109891.302020-07 -
中国以外地区首次发现中华震旦角石中华震旦角石（Sinoceraschinense）是一类已经灭绝的头足类软体动物，繁盛于晚奥陶世。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被确定为晚奥陶世凯迪早期的标准化石。很长一段时间，中华震旦角石仅在中国境内，包括华南、塔里木、西藏、滇西等地的相应层位有化石记录，在中国以外未见任何报道。2020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泰国玛哈沙拉堪大学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框架下，南京古生物所早古生代研究团队方翔助理研究员和李超、李文杰博士研究生等人，联合泰国玛哈沙拉堪大学CliveBurrett教授和MongkolUdchachon副教授，在泰国西部地区开展了联合野外考察，并采集了大量化石标本。其中首次在泰国上奥陶统地层中发现了中华震旦角石。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于《远古世界》（Palaeoworld）。这批化石的产于泰国西部北碧府SiSawat县的NautiloidSite地质保护区内。长期以来，这些化石都被错误地鉴定为珠角石类（actinocerids），化石产出层位ThaManao组的时代确定也存在问题。在这次联合野外考察的工作中，中泰联合考察队首次将产于ThaManao组上部的头足类化石确认为中华震旦角石，且其时代应为晚奥陶世凯迪早期，与我国华南扬子台地的宝塔组、泰国南部的PaKae组大致同期。泰国西部地区与我国滇西保山地区相同，在早古生代均属于滇缅马地体，位于冈瓦纳周缘的低纬度地区。本次确认的中华震旦角石是在泰国的首次记录，也是在中国以外地区的第一次报道。这一发现不仅对在古生代冈瓦纳东北缘的古板块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并且进一步证实了中奥陶世到晚奥陶世存在的滇缅马地体漂移、生物地理区系迁移等地质事件。本项研究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础性课题、地质调查项目，以及泰国玛哈沙拉堪大学的联合资助。详细论文信息：Fang,X.,Li,C.,Li,W.J.,Burrett,C.,Udchachon,M.,Zhang,Y.D.,2020.Sinoceraschinense(Foord,1888)inwesternThailand:firstidentificationoutsideChina.Palaeowolrd.https://doi.org/10.1016/j.palwor.2020.06.004292020-07 -
浙江发现一亿多年前新的松柏植物木化石保存在地层中经过漫长矿化作用而形成的木化石，是地史时期重建古植被面貌和古气候的重要参数。中生代恐龙繁盛的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期，由远古森林形成的木化石被广泛发现在陆地生态系统中。我国白垩纪时期被发现的木化石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而华南地区的木化石记录较为少见。最近，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永栋研究员和中国地质科学院蒋子堃高级工程师，联合浙江自然博物馆、沈阳师范大学以及德国波恩大学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在我国浙江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距今1.1亿年已灭绝的一种松柏类植物新类型，将其命名为“周氏短木”。该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HistoricalBiology）上。该化石发现于浙江永康地区的早白垩世馆头组地层（距今1.1亿年左右）中，其在解剖构造上与之前浙江地区所报道的木化石均不相同。研究团队人员在与世界各地已报道的相似木化石进行了仔细对比后，建立了一个新种——周氏短木（Brachyoxylonzhoui），并将该新种的种名赠予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古生物所周志炎研究员。浙江早白垩世时期发育了大量的陆相沉积，除了报道有恐龙骨骼、恐龙蛋等脊椎动物化石外，还有丰富的木化石产出。新发现的周氏短木保存为硅化木，是植物次生木质部的一部分，显微切片观察显示其主要解剖特征包括明显的生长轮，具混合型的径壁纹孔、南洋杉型的交叉场纹孔以及较高的单列木射线，并具有创伤树脂道。研究人员还对周氏短木的生长轮进行了定量化分析，显示该植物为常绿乔木，叶持续时间可达3—15年。结合沉积学、孢粉学、古土壤学等其它证据可以推测出，早白垩世的浙江地区受亚热带气候条件控制，且处于相对半干旱的古气候环境。短木属是中生代常见的一种松柏类木化石，与已灭绝的掌鳞杉科植物具有系统学亲缘关系。周氏短木的发现丰富了对浙江早白垩世植被组成和古气候特征的认知，也为揭示浙江白垩纪的恐龙生存环境提供了重要证据。该项成果由中国地质科学院蒋子堃高级工程师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永栋研究员担任通讯作者，浙江自然博物馆吴灏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田宁副教授和德国波恩大学博士生谢奥伟为论文的共同作者。本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重大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项目（B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及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共同资助。论文信息：JiangZikun*,HaoWu,NingTian,YongdongWang*,AoweiXie,2020.ANewSpeciesofConiferWoodBrachyoxylonfromSouthChinaanditsPalaeoclimaticImplications.HistoricalBiology,https://doi.org/10.1080/08912963.2020.1755282272020-07 -
南京古生物所支撑支部与华东油气勘探开发院党委进行党建交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是时代赋予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使命之一。为深入业务交流，推进资源共享，加强共建合作，7月21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支撑支部（实验技术中心、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科学传播中心、地层古生物大数据中心）与中国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共同开展了“抗疫情，保生产，不忘初心”的党建交流活动。来自双方单位的近五十名党员以及党外人士共同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 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曹巍在活动上致辞表示，作为产业部门，这是该研究院首次与南京古生物所进行党建交流活动，研究院跟南京古生物所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几经辗转、拆分合并；在专业构成、研究方向上也互有相通；两家机构有着很多相似性，因而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加强彼此交流合作、互通有无，共建共享共提升，凝心聚力促发展。 据研究院科技管理与安全生产室副主任臧素华介绍，研究院起源于1958年的原地质部第六普查大队综合研究队，历经多次更名，2015年更名为中石化华东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具有近60年发展历史。目前已成为集地质、物探、实验、资料管理等综合一体化研究院，主要支撑油气田常规油、煤层气、页岩气的油气勘探开发工作。在常规油勘探开发技术、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地震物探技术、非常规实验分析技术等获得了业内的认可。在党建工作上，研究院建立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联动机制，提高党建活动的积极性和渗透性。 南京古生物所支撑支部书记、实验技术中心主任曹长群做了“以学促做以学促改以学促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主题报告，向研究院的二十余位党员同志介绍南京古生物所是1950年8月24日由“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组”、“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古脊椎动物室”三个部门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李四光为首任所长。目前南京古生物所是中国唯一、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从事古生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古植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专业机构。他还逐一介绍了南京古生物所支撑支部各个部门的主要职责以及业务范围。在党建方面，以党建为抓手，多部门协作提高岗位自信等特色党建活动，他强调，支撑支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个集体、一个平台、一个核心，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战斗堡垒。他希望，此次在双方深入交流下，从业务上寻找更多契机，加强联动与合作。 交流对话环节中，南京古生物所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副主任唐鹏细致介绍了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的专家实力，以及相关业务范围，提出南京古生物所可以提供的合作领域。研究院编辑部李颖洁则对《油气藏评价与开发》期刊基本情况、主要特色等进行介绍，并向来访嘉宾邀约投稿。双方还对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如何将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大数据中心如何运作、实验技术中心对化石样品会进行哪些处理、生物地层界定对于页岩气勘探开发有哪些意义、研究院勘探开发领域有哪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交流对话之后，党建交流团还参观了研究院的综合档案馆、数据中心并听取物探处理日常工作介绍，随后一同赴浦口岩心库，了解钻井取心、岩心自动存取操作，并观察多口钻井的典型岩心等。这是两家单位的一场破冰之旅，共建之旅，合作之旅，两家单位经过相互了解，深入交流，经验分享后，加强科研与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粘合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携手共谋发展，从而提高战斗堡垒作用。242020-07 -
遗迹化石探索深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取得进展遗迹化石是地质历史时期保存在沉积物表层和内部的生物活动痕迹。遗迹化石的形成和保存，不仅跟生物的种类和生态习性有关，还与生物生活的环境条件和生物生活的底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遗迹学作为研究深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媒介，在重建古环境、再造和恢复古代生物的古生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罗茂副研究员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石光荣教授，LeeSangmin博士（目前均任职于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合作，对澳大利亚南悉尼盆地位于美丽滩（PrettyBeach）和O’Hara岛（O’HaraIsland）二叠纪乌拉尔统SnapperPoint组地层剖面的沉积学和遗迹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尝试利用一类新发现的遗迹组构推算当时的沉积速率。该研究已发表于《三古》（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该区域以往研究积累和剖面沉积学证据显示这两个剖面代表了受风暴影响的三角洲沉积。研究除了报道已在这一地区发现的4种常见遗迹化石属外，还新发现一类漏斗状遗迹化石Parahaentezchelinia所形成的特殊遗迹组构。这类遗迹组构表现为Parahaentezchelinia遗迹个体在垂向上形成明显的叠覆序列，并最多可在剖面上识别出7层自下而上的叠覆序列。每个叠覆序列的高度为2.2–13.2cm,平均高度5.6cm。详细形态学研究发现这类遗迹并非是由多毛类造成的遗迹种Rosseliasocialis，而是更可能代表了内生底栖双壳类（如樱蛤类）利用虹吸管进行觅食造成的遗迹。这种造迹生物会钻入砂质沉积物内部，并根据自身虹吸管长度，使栖居位置和水与沉积物界面保持一定距离，并利用虹吸管在水与沉积界面附近滤食沉积物；当沉积速率发生明显改变时（发生沉积物快速堆积），这类底栖双壳类能迅速调整其栖居位置，相应地向上“逃逸”以保持其与水—沉积物界面的相对位置，并形成上述剖面中观察到的叠覆序列。考虑到樱蛤类双壳类的化石记录最早只出现于三叠纪，研究人员认为乌拉尔统SnapperPoint组地层中的Parahaentezchelinia遗迹组构很可能由与樱蛤类双壳类具有类似形态功能的一类生物所造成，代表了行为学上的趋同。研究人员进一步根据Parahaentezchelinia遗迹组构叠覆序列的高度，并结合现代樱蛤类双壳类的寿命，推算了当时早二叠世三角洲沉积的沉积速率，得到快速沉积时期的沉积速率在0.24cm/year。这一沉积速率与全新世和现代多个三角洲的沉积速率相当。 本研究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中国科学院人才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澳大利亚研究基金委员会的共同资助。论文信息：LuoM*.,Shi,G.R*.,Lee,S.,2020,StackedParahaentzscheliniaichnofabricsfromtheLowerPermianofthesouthernSydneyBasin,southeasternAustralia:Palaeoecologicandpalaeoenvironmentalsignificance.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541,109538.232020-07 -
南京古生物所两中心签订年度业绩目标责任书7月23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行政楼一楼会议室举行年度业绩目标责任书签订仪式。南京古生物所所长詹仁斌，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涛，副所长王军参加会议。南京古生物所实验技术中心主任曹长群、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主任王怿分别与主管所领导签订责任书。为推动两中心工作，经前期调研、多次磋商，分别确定了实验技术中心和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的年度任务目标，内容涵盖仪器设备共享使用情况、拓展市场取得突破情况、全年业务收入情况、上交所经费情况以及廉洁从业和安全生产情况等。通过责任书的签订，进一步规范相关工作，激励各中心紧紧围绕研究所中心工作，力争取得更加突出的业绩。詹仁斌在会上强调，实验技术中心和地层古生物咨询中心是南京古生物所服务科研和生产实践的两个重要部门，一定要继续坚持“安全第一、业绩优先”的原则，发扬主人翁精神，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他指出，今年以来，两个中心力排疫情不利影响，各项工作均取得积极进展，不断开拓新的业务，为研究所发展做出了贡献。所里也将会对两个中心的工作给予必要的协调支持，攻坚克难，共同推动研究所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232020-07 -
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一行调研南京古生物所2020年7月21日下午，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乐夫等一行调研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古生物所所长詹仁斌，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涛接待了马秋林一行。马秋林一行首先参观了由中国科学院和江苏省共建的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详细了解了博物馆升级改造情况。随后调研了现代古生物学和地层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技术中心、大数据中心、咨询中心及模式标本馆藏，并就相关工作进展与科技人员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调研过程中，马秋林对南京古生物所丰富的化石标本馆藏和国际先进的研究技术手段表示印象深刻。他高度赞扬了南京古生物所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和对国家能源资源勘探等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鼓励大家持续推动科学传播和文创开发，积极融入地方建设发展，再创新的成绩。省里也将会对南京古生物所的科研科普工作给予必要支持。222020-07 -
南京古生物所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成立联合科学传播中心为了在新时代推动科学传播工作向高质量高水平深入发展，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暨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本着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决定成立“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2020年7月15日，“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成立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南京举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佘江涛、总编辑徐海、出版部主任樊明、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及江苏凤凰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晨岷、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傅梅以及总编辑郁宝平等10余人参加仪式。南京古生物所所长詹仁斌，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涛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南京古生物所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兼博物馆馆长王永栋主持。詹仁斌在致辞中介绍，南古所是世界三大古生物研究机构之一，拥有国内顶尖的地质古生物研究专家团队，集聚了大量高端的优质古生物学术和科普资源，以及优秀的古生物人才资源。所内标本馆收藏着20多万件模式化石标本，许多标本都是李四光等老一辈地质古生物学家所采集研究过的。所内百余位科研人员有着进行科学传播的积极愿望和热情。科学传播也是古生物学学科的使命和南京古生物所的中心工作之一。詹仁斌还回顾过去三十年间双方的合作历程，南京古生物所曾在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余本科学专著和科普读物，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大奖和荣誉。他希望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将古生物学科研和科普成果的出版工作做深、做透。佘江涛在致辞中表示，南京古生物所是全球顶尖的从事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专业机构，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拥有着一支国内优秀的编辑出版、传播发行和数字影视出版团队。“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的成立，将为双方的深入搭建更高的合作平台，开启新的合作征程。此次成立的“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将基于南京古生物所世界领先的古生物科研成果以及科普和人才资源，借助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国内优秀的编辑出版发行和融媒体传播团队，强强联合，挖掘资源，整体规划，打造高品质地质古生物专业融合科学传播和出版品牌，为加强古生物学科研和科普成果的出版与传播，提升南京古生物所以及古生物学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文化传承方面的社会影响力，推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暨科技出版的业务延伸度，共同推动江苏乃至全国的科学传播工作向更高水平深入发展。在签约仪式上，詹仁斌与傅梅签署了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詹仁斌、佘江涛、王永栋、徐海共同为“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揭牌。现场，与会嘉宾们围绕联合科学传播中心如何更好开展工作，分享了各自想法。杨涛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地球四十多亿年的故事，值得长期研究和挖掘。古生物学领域有很多科学传播资源和选题有待研究和开发。越往前去，人们的认知就越少，只能去不断地学习研究，还应该向读者去讲述它们的演化故事，进一步推进公众的科学素养。徐海表示，现代人喜欢广泛阅读，古生物学领域中这些极其稀缺和罕见的事物、故事正符合未来读者的兴趣口味，这类出版物也会填补市场的缺失。傅梅指出将把“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打造成全国一流的科普传播平台，强强联合，将在高水平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将进行品牌建设和市场培育，运用互联网思维努力做好科学传播工作。现场，还进行了首个科学传播融媒体合作出版项目“《发现·中国》——古生物大讲堂”的签约仪式，由王永栋和郁宝平为首个合作项目签约。融媒体合作出版项目“发现·中国——《古生物大讲堂》”是一个科普视频以及配套图书出版的项目，由古生物学家戎嘉余院士领衔，南京古生物所近二十位中青年古生物学家参与，面向中小学生，讲述地球生命演化历史，以及最新的古生物相关知识和发现。为进一步推动“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工作，中心还成立理事会及秘书处，建立长效联络机制，定期讨论合作项目和工作重点，确保中心各项合作任务平稳运作。172020-07 -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遗迹化石研究取得进展遗迹化石不仅保存了钙质壳生物的行为学、生态学信息，其更多地保存了软躯体生物的行为学信息。除特殊埋藏条件下，软躯体生物很少在地层中留下化石记录。因此，遗迹化石记录能相对完整的再现整个生态系生物行为和生态面貌，并蕴含实体化石研究过程中无法提供的生态学信息，为研究大灭绝事件后的生态系复苏提供了重要化石窗口和媒介。各国学者在利用遗迹化石解读大灭绝事件后生态系复苏上，根据遗迹化石记录已应用了诸多遗迹学指标来综合评估底栖造迹生物的复苏过程和级别。这些指标包括遗迹化石多样性（分异度）、生物扰动指数/遗迹组构指数、层面生物扰动指数、潜穴大小、遗迹化石复杂度、潜穴深度和遗迹阶层等。然而，最近研究发现，某些反映生物复苏的遗迹学指标概念本身、影响因素及其代表的意义仍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某些遗迹学指标的可靠性、内涵和外延，不同学者在理解上存在偏差，并深刻影响这些遗迹学指标的合理利用和切实解读生态系复苏是否受抑制或是达到完全复苏。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罗茂副研究员，与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石光荣教授、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LuisA.Buatois教授，以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陈中强教授合作，将研究聚焦于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遗迹学记录，系统梳理和评估了对应用于反映生态系复苏的所有遗迹学指标，并界定了每个指标的内涵和外延。这一工作筛选出了可以合理应用的遗迹学指标，并指出其具体使用的注意事项；同时也摒弃了一些遗迹学指标（如层面生物扰动指数）。研究人员指出，遗迹化石属种多样性和遗迹阶层的精细分析解读，能为底栖造迹生物复苏提供良好指示。该成果已在线发表在国际地质学综合期刊《地质科学评论》（Earth-ScienceReviews）上。综合以往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区域点上遗迹学研究，以及遗迹化石组合与沉积底质的相互作用，遗迹化石分布和环境氧化还原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还取得如下认识：（1）三叠纪早期海洋充氧相的不均一分布是控制造迹生物复苏的关键。造迹生物在大灭绝事件后的短暂性复苏往往跟充氧环境密切相关，充氧相的不均一分布也导致了造迹生物在相同时段，类似环境单元产生复苏的不一致性。（2）微生物席的广泛发育，为造迹生物的复苏提供了可能驱动。因为前者为底栖生物的生存提供了相对充氧的环境条件和食物来源。（3）早三叠世遗迹化石浅的阶层分布特征表明生物扰动混合层在大灭绝事件后是缺失的。生物扰动混合层的缺失很可能对当时海洋的硫循环造成重要影响，促使沉积物中黄铁矿埋藏的增加。本研究受到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中国科学院人才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共同资助。论文信息：Luo,M*.,Shi,G.R.,Buatois,L.A.,Chen,Z.Q.,2020.Tracefossilsasproxyforbioticrecoveryaftertheend-Permianmassextinction:Acriticalreview.Earth-ScienceReviews,Volume203,103059.172020-07 -
奥陶纪末大灭绝前夕珊瑚动物群研究新进展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是寒武纪大辐射以来海洋生物遭受的第一次重创，是显生宙地球生命遭受的第二大灭绝事件；它发生于凯迪期和赫南特期之交，通常被认为是由气候的剧烈变化（即奥陶纪末大冰期）所致。珊瑚因其对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敏感，通过了解其在奥陶-志留纪之交的时空演变，对于深刻理解这次灭绝事件的过程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受限于化石记录及地层对比的精度，真正意义上的大灭绝前夕（凯迪最晚期）的化石记录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多见，因而对其认识也不够充分。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光旭副研究员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地质调查所两位合作者（Ian.G.Percival和甄勇毅）系统研究了产自新南威尔士中部MalachisHill组顶部（凯迪阶顶部）的一个珊瑚动物群，为理解奥陶纪末大灭绝前夕的珊瑚动物群的面貌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地学期刊Alcheringa上在线发表。该项研究系统描述了该珊瑚动物群中7属10种（含2个新种），并结合已发表的资料，理清了这一珊瑚动物群的基本面貌。研究表明，该套动物群以皱纹珊瑚Bowanophyllum和Rhabdelasma及床板珊瑚Hemiagetolites和Paleofavosites的繁盛为特色，与哈萨克斯坦和南天山的同期动物群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却与古地理位置更近的华南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别可能是由时代或古纬度上的差异所造成。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基金和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专项（B）共同资助。论文相关信息：Wang,G.X.,Percival,I.G.&Zhen,Y.Y.,2020.TheyoungestOrdovician(latestKatian)coralfaunafromeasternAustralia,intheuppermostMalachisHillFormationofcentralNewSouthWales.Alcheringa(https://doi.org/10.1080/03115518.2020.1747540)13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