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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联播】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科技创新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新方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发展和改革举措，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推进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和基本要求，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注入强大动力。他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按照总书记的部署，我国不断强化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形成近中远结合的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构建国家实验室体系，编制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形成了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的新格局。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增长9.3%，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5年超过6%。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蛟龙入海、悟空问天、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嫦娥六号将实现首次月背采样返回，我国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建成“中国天眼”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量子信息、铁基超导等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按下深化改革的快进键。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础日益坚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完善。从奔驰在神州大地的复兴号高铁，到完成全球组网的北斗卫星，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速推动。修订《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一批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12年6000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15万亿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研人才创新活力被激发释放。近年来，我国接续部署开展三轮减负专项行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需填报的表格由57张精简为11张，精简比例达到80%。一系列改革举措有效释放创新活力，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十年攻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部署的各项任务全面推进，支撑全面创新的制度性、基础性框架基本建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贡献持续提升，中国正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途上阔步前行。242024-06 -
南京古生物所科研团队在巴基斯坦进行地质考察并签署合作协议5月26日—6月10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研究员朱茂炎带领团队成员在巴基斯坦Hazara盆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野外地质考察。期间，团队还与普恩奇大学拉瓦洛特校区（University of Poonch Rawalakot）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Hazara盆地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属于小喜马拉雅构造带西部，该区域广泛分布的新元古代-寒武纪地层为理解印度板块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地质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然而，由于研究程度较低，该地区地层框架、年代划分和全球对比以及构造演化等基本问题均尚未得到系统研究。自2018年开展初步野外考察以来，朱茂炎团队成员及其巴基斯坦籍研究生多次对该地区相关剖面开展系统的野外调查。研究中不仅发现了丰富的小壳化石，还确认了该地区成冰纪冰期沉积地层和完整埃迪卡拉纪地层的存在，初步建立了该盆地新元古代晚期至寒武纪早期地层框架。为澄清前期研究存在的疑问和深化研究成果，此次地质考察旨在对位于Hazara盆地不同沉积相区的Haripur和Abbottabad等地剖面，开展详细的地球化学和化石样品系统采集，并补充考察了新的研究剖面。这次考察也是国家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专题的一部分。5月31日，朱茂炎等一行访问了普恩奇大学拉瓦洛特校区，与副校长Zakria Zakar、基础及应用科学学院院长Abdul Rauf Khan及巴方项目负责人Aamir Asghar Khan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上，朱茂炎做了关于新元古代-寒武纪转折期地球-生命系统演化的学术报告，并强调了本次野外科考的重要性，对巴方政府和合作团队提供的各方面支持表达了诚挚谢意。会上，双方还就未来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签署了协议，展现了广泛的合作前景。192024-06 -
侯建国调研南京分院系统单位6月12日至13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在南京分院系统单位，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进行调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丁赤飚，党组成员、秘书长翟立新分别陪同相关调研。侯建国一行实地调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南京分院麒麟科技园、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深入了解相关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实验站等创新平台开展重大科技任务攻关情况，与实验室负责人、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在科技攻关创新、科学仪器和重大装备研制、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成效，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条件保障方面的需求，勉励大家潜心科研、攻坚克难。在南京分院系统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各单位汇报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情况和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考虑。侯建国对各单位学习贯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统一认识，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更好履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职责使命，把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任扛在肩上。要立足自身优势，紧密结合国家重大紧迫需求，统筹强化战略方向、急需领域、新兴学科的谋划布局，加快凝练和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要加快打造具有抢占科技制高点素质能力的干部和人才队伍，夯实研究所发展的人才根基。要着力加强科研组织管理，高质量谋划推动院地合作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更好地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侯建国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形式，充分发挥“两个作用”，加强青年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用老一辈科学家事迹感召人，用新一代科学家精神鼓舞人，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奋力推动改革创新发展，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和建院75周年。在苏期间，侯建国一行与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省长许昆林，以及沈莹、韩立明、储永宏、赵岩、陈之常等江苏省、南京市领导举行了科技合作会谈，还会见了苏州市委书记刘小涛、市长吴庆文等苏州市领导，就院市合作进行了交流。中国科学院机关相关部门、南京分院负责人参加调研和座谈。152024-06 -
南京古生物所代表参加国际孢粉学和古植物学联合大会5月27-31日，第15届国际孢粉学和第11届国际古植物学联合大会（XV International Palynological Congress and X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alaeobotany Conference）在捷克布拉格召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军一行3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分别做了大会特邀报告、口头报告及展板展示，汇报交流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彰显南京古生物所在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研究领域的综合实力。本次联合大会由国际古植物学会组织和国际孢粉学联合会联合主办，主题为“古植物学的200年历程”。来自美、英、德、法、意、捷、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中国等46个国家521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大会发表了439篇学术摘要，设置了92个科学专题，组织了46场专题研讨会和8条野外考察路线。专题研讨的主题主要包括：晚前寒武纪-早古生代有机微化石和小型碳质化石、泥盆纪古植物学进展、古生代古植物学、数字时代的孢粉学和古植物学、捷克和中国的石炭-二叠纪热带森林、中生代关键时期植物多样性和环境背景、青藏高原古环境变化与植物多样性的演变、应用孢粉学：方法论创新、系统发育古植物学、植物与昆虫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长期共演化、新生代植被研究历史面临的挑战等。这些科学专题内容丰富，涵盖了近年来全球古植物学、孢粉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推进并展望了古植物学在植物演化、古环境学和古气候学等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学术交流。本次联合大会期间开展了国际古植物学组织和国际孢粉学会理事会的换届选举，王军当选国际古植物学组织新一届理事会副主席，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李建国当选为国际孢粉学会理事。中国驻捷克大使馆蒋玉宏参赞获此喜讯后，会见了代表团并祝贺南京古生物所在古植物学和孢粉学领域以及本次大会上的重要成就，充分肯定了他们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大会还确定了第16届国际孢粉学和第12届国际古植物学联合大会将于2028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第15届国际孢粉学—第11届国际古植物学联合大会参会人员合影072024-06 -
海绵动物早期演化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海绵动物通常被认为是动物界中最原始的类群，分子钟研究推测其起源时间在距今约7亿年前，然而寒武纪之前的海绵化石普遍缺失并具有争议。近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袁训来领导的早期生命研究国际合作团队，在湖北宜昌距今约5.5亿年前的石板滩生物群中发现了一种埃迪卡拉纪晚期的海绵动物，填补了海绵动物早期演化的重要环节。该成果于2024年6月5日在线发表于英国《自然》（Nature）杂志。海绵动物常被认为是最基础和最原始的后生动物，对地球早期海绵化石的寻找和研究能为我们探索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模式提供关键的证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综合分子钟推测表明，海绵起源和分异时间应该在距今约7亿年前。然而确切的海绵化石记录直到距今约5.39亿年开始的寒武纪才大量出现，寒武纪之前的海绵化石记录十分稀少且大多存在争议。海绵化石记录存在长达1.6亿年的空缺，这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被称为海绵早期演化中“消失的岁月”。对于前寒武纪海绵化石记录缺失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假说：第一，由于大多数现生海绵具有硅质或钙质骨针，因此研究者假设海绵的共同祖先具有矿化骨针，而寒武纪之前的埃迪卡拉纪（距今约6.35-5.39亿年）海绵化石的缺失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利于骨针的保存；第二，海绵动物的共同祖先不具有矿化骨针，在分化出主要类群后，各类群才独立演化出矿化骨针，因此前寒武纪的早期海绵动物没有骨针，保存潜力相对较小，也难以从化石记录中识别出来。近年来，袁训来团队对石板滩生物群进行了大规模的化石挖掘，新发现了一类大型的海绵动物化石，命名为“螺旋网格海绵（Helicolocellus）”。螺旋网格海绵的发现弥补了海绵动物早期演化的空缺，提供了早期海绵动物的关键化石证据。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共同完成。螺旋网格海绵化石的发现，是研究团队对石板滩生物群进行长期的艰苦挖掘和系统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石板滩生物群产出层段的薄层灰岩中不仅保存有丰富多样的埃迪卡拉型化石，也保存了大量的动物遗迹化石和其他动物的实体化石。如，最早的动物足迹化石，发表在2018年的《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杂志上；最早的具有运动能力的两侧对称动物—夷陵虫，发表在2019年的《自然》（Nature）杂志上。本次新发现的螺旋网格海绵，具有与六放海绵类似的形态特征：如辐射对称的锥形身体、底部的盘状固着结构、可能的中央腔和推测的出水孔。此外，螺旋网格海绵的表面由规则的方格组成，这些方格可以被细分为四个形态相同的次级方格，次级方格又可以进一步被细分。这种特殊的方格结构在一些典型的古生代六放海绵上也存在。它们形态和结构非常类似，不同之处在于螺旋网格海绵的网格是有机质组成，而在古生代海绵化石上则是由矿化骨针组成。本研究认为，螺旋网格海绵化石可能代表了一种不具有矿化骨针的早期海绵动物。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解释，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包含各种现生动物和化石动物的形态数据矩阵，并进行了严格的系统发育分析。结果显示，螺旋网格海绵化石属于冠群海绵，并且与六放海绵亲缘关系接近。螺旋网格海绵化石的发现，表明前寒武纪确实存在非生物矿化的海绵动物。这一发现提示研究人员不能完全以现生海绵作为蓝本去寻找前寒武纪海绵化石，因为早期海绵可能没有生物矿化骨针，并且可能不具备现生海绵的所有特征。该发现也表明，在六放海绵早期演化历程中，可能存在一个以有机物构建网状骨架的阶段，直到进入寒武纪以后才获得生物矿化能力，把矿物添加到已有的有机质骨架之上，形成复合的矿化骨针组成的骨架。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前后的生物群落面貌曾被认为是天差地别。埃迪卡拉纪是形态奇异且亲缘关系未知的埃迪卡拉生物群（动物）主宰的时代；而到了寒武纪，各个现生动物门类接踵而出，人们熟悉的现代海洋生态系统才得以建立。螺旋网格海绵的发现，连接了埃迪卡拉生物群和寒武纪生物群，也表明埃迪卡拉生物群也许和现生动物之间有某种直接的演化关系。正如本论文在审稿过程中的一位专家评论道：螺旋网格海绵可能是理解动物演化的“罗塞塔石碑”（古埃及托勒密王朝著名石碑，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论文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王霄鹏博士；通讯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万斌副研究员和袁训来研究员，以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肖书海教授。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资助。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给与了大力协助。论文相关信息：Xiaopeng Wang, Alexander G. Liu, Zhe Chen, Chengxi Wu, Yarong Liu, Bin Wan*, Ke Pang, Chuanming Zhou, Xunlai Yuan*, Shuhai Xiao*. 2024. A late Ediacaran crown-group sponge animal. Natur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4-07520-y. 螺旋网格海绵化石照片（a）与激光扫描高程图（b）螺旋网格海绵复原图螺旋网格海绵和其他动物之间的演化关系052024-06 -
伯明翰大学校长一行来访南京古生物所5月29日下午，英国伯明翰大学校长Adam Tickell一行访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并在行政楼一楼会议室进行双边座谈交流。南京古生物所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所长赵方臣，以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座谈会。赵方臣主持座谈。赵方臣首先对伯明翰大学一行的来访表示了热烈欢迎，对研究所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播放了南京古生物所所长王军、伯明翰大学教授Jason Hilton的致辞视频。相关介绍和致辞回顾了南京古生物所与伯明翰大学的合作情况，双方有着扎实的合作基础，近年来在科研合作及人才培养等领域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希望未来有更加多元化的合作方向和机会。会上，Adam Tickell表示，南京古生物所的首任所长李四光先生与伯明翰大学同样有着深厚的渊源，作为该校的杰出校友，2023年伯明翰大学还揭幕了李四光纪念牌匾，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加强与南京古生物所的合作交流。参会人员围绕双方单位已有合作基础及未来合作方向展开讨论，一致同意并希望未来能在学生联合培养、科研合作研究、标本巡回展览，以及数据库建设与共享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交流，推进双方单位合作更上一个台阶。会前，Adam Tickell一行人员还参观了李四光先生办公旧址暨南京古生物所所史展，模式标本馆及实验技术中心。伯明翰大学副校长Jon Frampton、中国办公室主任郑颖颐等陪同访问。312024-05 -
第六届国际古地理学会议在宁召开5月17–20日，第六届国际古地理学会议在南京溧水恒大酒店国际会议中心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古地理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承办。南京古生物所所长王军，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副所长赵方臣等出席了开幕式。会议得到了全球古地理学及相关学科领域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彭苏萍，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国际地层委员会主席David A.T. Harper，国际古地理学会主席吴胜和，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古地理学杂志》（英文）等领导和嘉宾出席此次大会。会议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796名学者，这些学者分别来自200余家学术和工业机构，包括高等学校、研究院所、能源企业、学术组织和出版机构等。本次会议以“生命演化·古地理·资源效应”为大会主题，研讨和交流内容涉及古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所有领域和分支，主要包括生物古地理、岩相古地理、构造古地理、全球古地理再造、资源古地理、第四纪古地理等，推动了国际古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不同研究方向的合作与交流。会议共邀请了6个大会特邀报告：孙龙德就我国陆相页岩油勘探生产实践做了大会报告；David A.T. Harper报告了生物古地理在全球古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阿根廷国立南方大学教授Carlos Zavala和法国图卢兹第三大学教授Markus Aretz分别就湖泊生烃潜力和古地理、古气候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做了大会报告；王军对“植物庞贝城”及其古地理意义进行了深度探讨；印度理工学院教授Santanu Banerjee也报告了他对地史时期硅酸盐风化与反风化的研究成果。会议还安排了7个主题的42个专题分会场和2个专题研讨会。会议期间，参会学者分享了794个报告，其中包括566个口头报告（含91个主题报告）和228个展板报告。其中，超过50%的分会场报告交流来自研究生，共有295名研究生进行了口头报告，117个学生做了展板交流；这充分展示了古地理学青年人才在各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也反映了古地理学研究旺盛的生命力。会议还安排了3条地质考察路线，为本次会议开辟了另外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会前，会议组织了赴皖浙地区的野外地质考察路线；会后，安排了湘鄂地区和辽西地区的野外地质考察路线。参会代表考察多处经典地层剖面、特异埋藏生物群，在现场积极交流讨论。国际古地理学会于2013年开始举办“国际古地理学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国际古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推动世界能源矿产的预测和勘探。该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成功召开五届。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极大地促进了全球新冠疫情后古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国际学术交流，强化了生命演化和古地理对世界能源矿产勘探开发的科技支撑与服务。302024-05 -
【中国科学报】这枚“金钉子” ，我们争了30年“金钉子”并不含金，却在半个多世纪里引起全球地质学家的激烈争夺。截至目前，中国“夺得”11枚“金钉子”，位居世界第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1965年，国际地质学领域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名词——“金钉子”。“金钉子”并不含金，却在半个多世纪里引起全球地质学家的激烈争夺。截至目前，中国“夺得”11枚“金钉子”，位居世界第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地球46亿年的历史都记录在地层中。“金钉子”就像一把地层年代“卡尺”，使科学家能够按统一的时间标准分析并研究不同地区同步发生的地质事件，在叙述地质历史时拥有共同“语言”和全球性标准。在地学界，“金钉子”的意义不亚于奥运会金牌。每一枚“金钉子”的确立，都要经过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严格的投票认定。“金钉子”的数量代表着一个国家地质学研究的综合实力。中国第一枚“金钉子”是在这个概念提出后30余年才确定的。在竞争“金钉子”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历经艰难、屡遭挫折，但不屈不挠，最终后来居上。这段一波三折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的科学家身上。连遭挫败1991年，第六届国际奥陶系大会预备会议前，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陈旭收到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主席、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巴里·威比的郑重邀请：“我们想提名你担任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副主席。”威比的理由是，全世界的奥陶系地层分布，中国占据了一大块，但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长期缺少中国学者。“这些年，我们在国际刊物上屡屡看到你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即将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召开的国际奥陶系大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推动全球奥陶系年代地层标准的建立，尽快实现“金钉子”零的突破。这是一个关乎国际话语权的机会。陈旭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了邀请，“心里憋着这一股劲儿太久了，终于让我等到了”。陈旭的憋屈与不甘，映射出的是那一代中国地质学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边缘处境。20世纪60年代，受工业发展的驱动，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对地质学研究精确度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造成了全球地层划分和对比困难。1965年成立的国际地层委员会，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全球统一、精确定义的年代地层系统。“金钉子”应运而生。如同记录年代的单位年、月、日，地层也有自己的年表，分为宇、界、系、统、阶5个层次，其中阶是基本单位。“金钉子”其实就是划分和定义不同“阶”底界的全球性标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一段特定的地层剖面和特定的岩层序列中标出来。过去，全球地层一直参照100多年前英国提出的传统划分方法。尽管该方法存在公认的严重缺陷，但英国学者长期把持地学领域学术话语权，要想推翻它，谈何容易。1972年，全球第一枚“金钉子”被确立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西郊，标定的是志留系和泥盆系之间的界线。此后，世界各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确立“金钉子”的竞赛。然而，中国与国际地质学界长期脱节，中国科学家连入场券都拿不到。直到1977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参与国际地层委员会的活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终于得到机会，参与竞争奥陶系和志留系底界之间界线的“金钉子”，却连遭挫败。当时，吉林奥陶系底界和湖北志留系底界的剖面非常被看好，甚至已作为唯一候选剖面进入国际地层委员会最后一轮表决阶段。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国际地层委员会突然改变定界标准，启用先前已被淘汰的候选剖面。两枚“金钉子”与中国擦肩而过。介绍这段历史时，现任国际古生物协会秘书长、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詹仁斌愤愤不平。这种情况在国际地层委员会“金钉子”投票历史上很罕见。这固然与中国对地层研究不足、对“金钉子”标准体系理解不充分有关，但詹仁斌认为这不是唯一原因。当时，西方学者垄断了国际学术组织中学术规则的制定权和投票权，国际地学界对中国地学研究的认知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对中国学者存在天然的偏见。正因如此，抓住一切能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机会，是那一代中国地质学人的信念。针锋相对1991年7月14日，陈旭以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副主席的身份踏入第六届国际奥陶系大会会场。奥陶系形成于距今4.85亿至4.44亿年，是地球历史上海洋生物开始急剧多样化的关键时期。奥陶系“金钉子”研究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但一直进展缓慢。经过整整5天的激烈讨论，大会提出了奥陶系共9条有潜力的候选地层界线，“金钉子”将从中产生。每一枚“金钉子”都包含剖面、点位两部分内容。其中，点位的确立，需要以一个地理分布广泛的代表物种在特定岩层序列中“首次出现”为标志。而包含这个点位的剖面，必须岩相单一、地层序列连续完整，且包含尽可能丰富、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化石类群，以便对比。竞争就从这两方面展开。在奥陶系中部一条界线的竞争中，陈旭和英国奥陶系研究首席科学家理查·福提狭路相逢。双方的矛盾出现在“笔石”身上。笔石是一种已经灭绝的海生群体动物，在奥陶纪和志留纪异常繁盛，不仅演化速率快，而且广布全球。因此，这两个地质时期的“金钉子”常把某些特定种类笔石的首次出现作为标志。那么，具体要选择哪一属种的笔石作为代表？福提提议基于英国模式标本的直节对笔石；陈旭则认为，基于澳大利亚模式标本的澳洲齿状波曲笔石更为合适。“如果以直节对笔石为标志，就要选择相应的剖面，但英国提出的剖面所包含的化石类群不具有全球代表性，不利于全球对比。”陈旭直言。相反，中国提出的以澳洲齿状波曲笔石为标志的剖面，位于浙赣“三山地区”（江山-常山-玉山地区），不仅奥陶系地层序列连续，动物群也异常丰富，除笔石外，还有牙形刺、腕足类、三叶虫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化石门类。陈旭坚信，中国的优势显而易见。但英国团队极力维护自己的传统划分，想通过厘定界线定义、深入研究新剖面等多种方式把该“金钉子”建在英国，相当强势。眼看争论无果，威比提出，中国和英国团队在11月同时提交进一步的研究报告，再作讨论。会后，陈旭立即牵头组织了一个由中、澳、美、法、德科学家参与的国际界线工作组，研究中国“三山地区”候选剖面的可能性，威比也在其中。不过，陈旭理直气壮地避开了英国专家。“他们不高兴就不高兴呗！”可就在距离提交报告仅剩一个多月时，英国团队的一番操作让陈旭颇为恼火。“竞争未见分晓，他们却抢先把相关剖面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这是违反国际通则的。”“但我们得沉住气，不跟他们对着干。”陈旭不疾不徐，按时向奥陶系分会提交了研究报告。他心中有底。要知道，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9月，第四届国际笔石大会在中国召开，国际专家的野外考察路线就在“三山地区”。这一地区奥陶系极为发育、地层序列连续、化石标本保存精美，给与会的各国专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英国团队违反规则的做法，引来国际界线工作组专家的不满和质疑。奥陶系“金钉子”争夺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倾斜。峥嵘岁月中国“三山地区”奥陶系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后来虽有中断，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已把该地区奥陶系地层剖面基本都梳理了一遍。“这些剖面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代表性，自然禀赋非常好。作为‘金钉子’候选，一打一个准。”尽管陈旭很笃定，但他也深知，过去的研究离“金钉子”的确立要求还有不小距离。“三山地区”6条奥陶系候选剖面的系统研究随即展开，其中最被看好的是浙江常山县黄泥塘剖面。它不仅完整保留了奥陶系的地质记录，还同时拥有两种关键的代表性化石门类——笔石和牙形刺。这种剖面极少见，简直是大自然留下的“意外之财”。 黄泥塘剖面全景。早期的“金钉子”研究主要围绕古生物展开。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规定，确定一枚“金钉子”的位置必须找到标准化石的连续演变，也就是由它的祖先和后代的化石物种建立起连续且完整的物种演化谱系。为此，陈旭带着当年还是博士生的张元动，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工作方法——无间断连续采集。他们把黄泥塘剖面以20厘米为单位进行划分，逐层采集笔石化石和其他化石群化石，共计200多层。只有把每层岩层中的笔石化石都研究清楚，才可能找到它们的连续演化关系。野外工作量大，研究经费又捉襟见肘，但陈旭不以为意。“没车咱就走着去；雇不起人，咱就自己扛石头；饿了，吃馒头；节省时间，就住村里老乡家……怎么都能将就。”可当说起自己的学生，陈旭感慨：“阿动就是个埋头苦干的人，可苦了他了。”在5年多的时间里，张元动靠着一张小板凳和一把科考锤，日复一日面对灰色的剖面，一层又一层敲打搜寻。夏季，他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冬季，如果遇上刺骨的寒雨，他就一手打伞一手敲岩石，找到化石立即包装，有时晚上回到老乡家后却发现它发霉了。野外工作是孤独的，唯一能让张元动感到兴奋的就是从金光闪闪的黄铁矿里敲出形态完美、细节清晰的银白色笔石。直到现在，他偶尔还能在梦中见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在黄泥塘剖面工作期间发生了两次危险。”张元动至今心有余悸。一次是在1991年，他和陈旭租了一辆“蹦蹦车”前往剖面。司机姓毛，毫无经验，还十分毛躁，在一个陡坡上翻车了，陈旭身上多处受伤，鲜血直淌。还有一次是在1995年，他和詹仁斌到剖面采集化石标本，一不小心栽到路边数米深的沟坎里，起来后才发现身侧都是尖耸的乱石，与脑门只差毫厘。随着研究的推进，国际界线工作组来国内考察的时间临近了，可经费还没有着落。陈旭开口向时任南京古生物所所长曹瑞骥申请8万元经费。老曹吓了一跳：“你这是要我命！”当时，研究所全年科研经费才20多万元，“最多给你3万元”。1994年夏天，陈旭揣着仅有的这些钱，带领国际界线工作组全体成员走遍了“三山地区”6条候选剖面。眼前连续完整的剖面和一层层展示的精美化石标本，让专家们大为吃惊，威比连连称赞。陈旭并不感到意外。“我从1985年就开始跑这些剖面，它们都快被我磨烂了，不同层位的笔石种我能倒背如流。”初战告捷，工作组回到县城简陋的宾馆，心情不错的陈旭特地让厨房加了两个菜。势如破竹野外工作只是“金钉子”研究的基础部分，要想彻底搞清楚笔石的演化谱系，还需要回到实验室。“过去，由于我们古生物学鉴定、分类的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国际地质学界认为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信度不高。”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元动对笔石类群的结构特征、系统位置、演化关系、地层地理分布进行了详细、彻底的研究。张元动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大量化石标本切片进行观察研究，并与世界各国的有关标本对比，同时开展分支系统学研究，从而精确厘定笔石类群的演化序列。其间，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兴奋起来。笔石体由胎管和胞管组成。一直以来，古生物学者主要根据胞管形态差异确定其类群演化关系。但张元动在进行大量标本比对和文献调研后认为，这套理论方法有漏洞。“胞管是笔石发育的终端结构，要想作为高级别分类单元的标志性特征，采用早期发育阶段的结构——胎管更为合适。”后来，正是基于这个发现，新一代笔石研究开始采用以始端发育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它也是这项“金钉子”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创新。陈旭总是告诉学生，科学研究想要做得长久、出色，每篇论文都要在思路、方法、技术或理论上争取创新，而不能只满足于增加一些不同地点、不同标本材料的信息。陈旭的鼓励让张元动再次萌生一个全新的想法。“‘金钉子’的点位要以代表化石的‘首次出现’为标志，但目前所有研究都缺乏验证过程。”张元动自学计算机技术，并引入数学模型，建立了一套计算机图形对比方法，用定量的方式验证“首次出现”的可靠性，解决了“金钉子”所要求的高精度划分对比问题。此后，这一分析方法逐渐成为“金钉子”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让国际同行看到一条地层发育极其完整、生物化石含量丰富且研究程度非常高的奥陶系地层剖面。1995年，国际界线工作组正式向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提交了建立全球达瑞威尔阶“金钉子”的报告，提议以澳洲齿状波曲笔石在中国浙江黄泥塘剖面的首次出现定义其底界。1996年至1997年，这个提案先后获国际地层委员会奥陶系分会、国际地层委员会投票通过，并得到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中国第一枚“金钉子”就此确立。它实现了我国“金钉子”零的突破，同时也是奥陶系的第一枚“金钉子”。这是中国地质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达瑞威尔阶“金钉子”剖面。早在国际界线工作组正式提交这条唯一候选剖面时，福提就知道英国已经与这枚“金钉子”渐行渐远了。2000年，张元动受邀到他所在的英国自然博物馆进行合作访问，福提大方地表达了对黄泥塘剖面和中方研究的认可：“这枚‘金钉子’的确立，是全球奥陶系数十年来最突出的进展。”经过多年的“交锋”和交流，福提和陈旭、张元动等中国同行成了志趣相投的好友。“对国内地质学界而言，黄泥塘‘金钉子’是一个经典的研究范本。它叩开了一扇大门，让越来越多的‘金钉子’在中国建立。”早已成为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的张元动表示。 达瑞威尔阶“金钉子”标志碑。进入21世纪，中国在“金钉子”领域的研究势如破竹，几乎每隔两年就有新的“金钉子”确立。其中，南京古生物所主持确立的有7枚。从学习西方到开展国际合作，再到越来越多的“金钉子”破土而出、领先国际，陈旭完整经历了这段不凡的时光。已经88岁高龄、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余年的陈旭说：“作为一个人为的国际标准，‘金钉子’的确立从来都不只是学术上的竞争。科学家一定要勇敢闯荡国际舞台，不惧争辩，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实力，捍卫国家尊严。”1998年，国际界线工作组在浙江常山县参加达瑞威尔阶“金钉子”碑揭牌典礼。从左至右为法国学者弗洛伦廷·帕里斯、巴里·威比、陈旭、张元动。南京古生物所供图《中国科学报》 (2024-05-13 第4版 专题)132024-05 -
第九届国际古昆虫、节肢动物和琥珀大会在西安举行4月18-25日，第九届国际古昆虫、节肢动物和琥珀大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澳洲20多个国家的17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主办，南京古生物所30余位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围绕“昆虫的演化与多样性”“琥珀的综合研究”“节肢动物的早期多样性和演化”以及“节肢动物：多样性与埋藏学”等主题开展交流，展示近年来古昆虫、节肢动物化石及琥珀综合研究的一系列新进展，推动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研究专家学者及研究生的学术交流。本次会议设立96场学术报告，近40个展板报告，研讨内容丰富，南京古生物所参会代表研究员Dany Azar、王博、蔡晨阳、郑大燃，副研究员曾晗，特别研究助理付衍哲作了主题报告，20余位学者及研究生进行了口头报告或墙报交流。会上，国际古昆虫学会向南京古生物所所长王军、Dany Azar和蔡晨阳等颁发了表彰奖。南京古生物所研究生陈心慧获得最佳研究生展板奖，宋向博获得优秀研究生展板奖，赵芊、宣强、刘瑶获得优秀研究生口头报告奖。会议期间，国际古昆虫学会进行了新一届学会机构选举。选举结果为南京古生物所研究员黄迪颖担任国际古昆虫学会主席，Dany Azar和蔡晨阳担任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M. Hakim担任学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届大会经过民主投票，摩洛哥获得了2027年第十届会议的举办权。本次会议还组织了中外科研人员前往榆林地区以及铜川开展会前野外考察。其中，榆林地区野外化石产地产出中侏罗世延安组化石；铜川化石产地则产出中三叠世铜川生物群化石。09202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