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网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幼平）：一直以来，中国文明史早期的某些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成就总是会被西方怀疑，认为是从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传入的。在新石器考古领域内，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之后不久，仰韶文化西来说便甚嚣尘上。早先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着眼点在以青铜文明为标志的商周时代，持该论点的人认为，中国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使用的合范法与埃及相同，所以推论中国的青铜文明是从埃及传入的。
在旧石器考古领域内，西方学者多支持非洲起源说，认为尽管世界上不同人种在外表上的差异很大，但都是起源于非洲的，并且以DNA的检测结果为依据。按照他们的观点，不管是10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还是20万年前的北京人，都是曾经生活在中国的远古人类，但后来均因为各种原因灭绝，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反驳这一观点需要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精诚配合。考古学领域的证明方法，就是找到年代上有接续关系、文化上有传承关系的若干不同时代的遗址，以连续的时代和有传承关系的文化来证明，中国境内从史前至有文字记录以后的时期在文化上的连续性。
人类与石头的故事
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演进次序可简单地以生产工具的原料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三个时代基本可以对应的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文明一般开始于青铜时代，国家和文字在这个时代都已产生。石器时代按照石器加工工艺的不同，可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进化越到后期，速度越快，青铜时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存在时间将近2000年，新石器时代的持续时间大致在5000年左右，旧石器时代则在170万年左右，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人类都在干什么?
早期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除了石器，尚有木器，但木器易腐朽，难以保存，所以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也不能成为某一时代的代表性生产工具。
古人选择石器制作原料时通常要满足三个标准:首先，石料要有一定的硬度;其次，要有一定的韧性;最后，石料的产量必须丰富，并且距离居所的位置不是很远。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多使用砾石制作石器，以砾石制作的工具，在考古学上也称“砾石工具”，时间距离现在越近，石器制作越精致，器形越多。
早期直立人阶段，石器制造工艺粗糙，往往一器多用，至晚期直立人阶段，剥离石器的方法出现了锤击法、碰砧法、摔击法和砸击法，器形也大大增加。此时，石器的地域特征开始出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阶段，间接打击法出现，修理台面的技术更加普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期智人阶段，中国北方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间接打击法，磨制和穿孔技术也开始出现在石质装饰品的制作环节中。
郑州的“老居民”
从70万—2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一万年前左右的山顶洞人，在这期间，中国北方的古人类又以怎样的状态生活着?除了北京之外，我国其他地区有没有留下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遗迹?
河南郑州地区背倚嵩山、南临黄河，处于古代人类东与西、南与北之间地域文化交流的中间位置。已经发现的郑州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荥阳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存、巩义神北洪沟旧石器中晚期遗存和荥阳蝙蝠洞，等等。
2011─2012年夏季，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发掘位于嵩山东麓的郑州西南郊老奶奶庙遗址，揭露面积近50平方米，发现石制品数千件，动物骨骼及碎片数以万计，用火遗迹数十处，以及多层叠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老奶奶庙遗址的新发现，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将近年来在嵩山东南麓新发现的300多处旧石器地点完整地连接起来，不仅系统地再现了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栖居形态，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为探讨我国及东亚地区现代人类出现与发展等史前考古学核心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老奶奶庙周围的生活乐园
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南郊二七区侯寨乡樱桃沟景区内，东南距代家门村约500米，西邻贾鲁河上游九娘庙河，坐落在河旁二级阶地之上。遗址西北角建有一座小庙，当地称老奶奶庙。遗址地处郑州西南部的嵩山余脉向东延伸地带，属低山丘陵区，地势呈东高西低，区内黄土堆积。
遗址东侧的马兰黄土断崖剖面高近20米，马兰黄土之上还叠压着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但在发掘区内，由于雨水冲刷与当地村民取土的破坏，大部分马兰黄土以上的堆积已不存在，已接近旧石器文化层。仅局部尚保留有1—3米不等的残余堆积。
老奶奶庙主要文化层的碳14加速器的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4万年前后(未校正)，结合附近遗址光释光测年数据来看，该遗址碳14测定结果校正后的实际年龄应早于距今4.5万年。老奶奶庙遗址的主要发现是以灰烬堆积为中心的居住遗迹，以及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遗存。
遗址地层堆积与遗物分布特点显示，古人类曾经较长时间重复占用该遗址。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有3000多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及各类工具等。石制品的原料以灰白色石英砂岩和白色石英为主，亦有少量的石灰岩、火成岩及燧石等原料使用。在石英砂岩制品中，石片与石核的数量较多。石核多为多台面石核，均为简单剥片技术的产品，尚不见预制石核的迹象。石英原料则体积较小，亦采用锤击技术或砸击技术直接剥取石片。经过仔细加工的工具多系石英原料，数量不多，可见到的类型有边刮器、尖状器等，形体多较细小。
出土动物骨骼数以万计，包括数量较多的较完整的下颌骨、肢骨、牙齿等，以及大量骨骼碎片。其中，下颌骨与牙齿等来自食草类动物头骨的骨骼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部位。多数动物骨骼的石化程度较深，可鉴定种类主要是马、牛、鹿、羊与猪等。还出土有数量较多的鸵鸟蛋壳碎片。动物骨骼上完全不见食肉类或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显示大量骨骼在遗址上出现完全是人类狩猎与消费猎物活动的结果。引人瞩目的是，较多骨片的大小比较相近，很多骨片长度集中在10厘米上下，刚好方便手握使用。有些残片上有比较清楚的打击修理痕迹，个别还可见到明显的使用磨痕。这些迹象显示，该遗址的居民除了使用石制品以外，还大量使用骨质工具。
在老奶奶庙遗址附近，沿贾鲁河上游近10公里长的范围内，还分布着20余处旧石器地点。这些地点也埋藏在马兰黄土上部堆积之下的河漫滩相堆积或与其同期异相的红褐色古土壤层中，其时代也当与老奶奶庙遗址相当，只是多数地点的堆积较薄，文化遗存也较少，应只是临时活动的场所。从分布位置、地层堆积与文化遗存的保存等情况看，老奶奶庙遗址位于这个遗址群的中心，当是一处中心营地(或称基本营地)，并与临时活动地点共同构成一个遗址群。
东亚现代人的曙光
区域地层对比显示，老奶奶庙遗址与郑州地区新发现的大量旧石器地点，主要属于深海氧同位素三阶段的气候较暖湿时期;碳14加速器与光释光等测年数据也显示这些旧石器地点的时代主要分布在距今3万─5万年期间。这些情况说明，老奶奶庙遗址等新发现正处于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出现与发展的关键时段。同时，遗址位于中国与东亚大陆核心地区的嵩山东南麓，也是晚更新世人类与文化向南北与东西方向迁徙与交流的中心。该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对于深入探讨当前世界史前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与发展问题尤为重要。
首先，老奶奶庙遗址以及郑州地区属于距今3万—5万年的数百处旧石器地点与数以万计文化遗物的发现，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也确切证明有关晚更新世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最后冰期寒冷气候中灭绝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与此相反，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已发展至更为繁荣的新阶段。
其次，老奶奶庙遗址多个用火遗迹所组成的复杂居住面的中心营地的出现，偏好收集并带入居址内大量狩猎对象的下颌骨等非功利性行为的存在等特点，都是史前学界判断现代人行为的重要标志。
再次，老奶奶庙遗址等新发现旧石器工具展示出更鲜明的区域性文化特征，无论是石料选择与石器加工，或是工具组合等技术特征与类型学特点，均可以找出与本地区更早期文化的密切联系，却看不到来自旧大陆西方同时代人类或文化影响的迹象。
最后，老奶奶庙遗址大量使用骨质工具的发现，也应与现代人类在本地区的出现密切相关。虽然旧大陆西方同一阶段也开始大量使用骨质工具，并被视为旧石器晚期文化与现代人的重要主要特征，但后者的骨制品加工技术与老奶奶庙遗址却明显不同。老奶奶庙遗址所发现的骨制品基本不见磨制技术的应用，而主要是通过打制加工的特征，与本地区更早的发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老奶奶庙遗址的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万─5万年在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晚更新世人类在这一地区繁衍生存的辉煌历史，不但是探讨中华文明之源的重要资料，而且进一步展示出多项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新文化特征。这些出自中原地区的新发现，与中国及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明显相悖，很清楚地展示了我国境内更新世人类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为研究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在东亚地区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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