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曾发表于“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青藏高原科考访谈录》，再次登出以传承“南古精神”）

　　我参加过三个阶段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第一阶段就是从1966年开始的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考察。这次考察的背景是因为1959年中国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登上去了3个人，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他们是早晨4点登上珠峰的，当时光线不好，在峰顶没有照相，外国人不承认。

　　登到山的最顶上，向四周拍下照片，人家一看就能判别你是否在最顶上照的，也就可以判断你到过峰顶没有。但是那时候设备比较差，又不能在山顶上待得太久，所以没有照相，他们3人就下山了。后来国家体委向上级打报告，申请1967年再次登珠穆朗玛峰。提出这个报告的时候还没有进人“文化大革命”呢。科学院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说科学考察要配合，要派科学家一起去。

　　登山的头一年，即1966年就得准备好，要试登。科考的重点也要放在1966年。因为登顶必然是1967年5月初或中旬，那时候天气比较好，最适合登山。而5月以前天气还冷，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考察，所以1966年我们基本上就要完成考察。当时决定，去西藏的人春节后就进藏，在西藏满打满算地考察一年，冬天也不回来，第二年春天能够考察的时候就再做一些考察。5月间登山队要登顶，成功后要宣传“胜利归 来”，我们科考队也就一起“胜利归来”。我们要不先展开考 察，就没有办法一起“胜利归来”了。当时是这么计划的。

　　那一次我们所就派了3个人，我和王义刚、章炳高去参加地层 古生物考察，也是我们所里第一次参加科学院组织的科学考察。我年龄最大，超过30岁了，家里有两个小孩，小儿子还不到1岁。但是我们接受任务是很痛快的，跟家里说这一年不回来了，明年才回来，说声“再见”，就到西藏去了。

　　1966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到北京集中。那次考察是综合考察，队伍很大。队长是刘东生，副队长是施雅风，还有一位副队长是胡旭初，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书记是冷冰，

　　综合考察委员会派出的。我们起初都叫“综考会”，因为“会”可能被误认为是什么民间团体，不好听，后来就改叫“综考委”了。后勤也是由综考委安排、管理。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像军事编制那样，还有政治部，主任是李龙云，也是综考委派出的。考察队分为5个专题组，是以学科为主的基础理论部分，所以人员主要是科学院各个研究所派的。第一专题组是地质、地球物理组，有20多人，组长是地质所的常承法，副组长就是我。刘东生就是我们专题组的，还有应思淮、崔之久、尹集祥、邱占祥等。我们这个专题组又分几个专业组，我又兼地层组组长。第二专题组组长是张荣祖，副组长好像不止一个，名字记不起了。第二专题组包括地理、生物和土壤等方面的研究人员。他们这个组比我们组人多，记得有姜恕、钱燕文、魏江春、高以信、曹文宣等年纪较大的专家，郑度也是这个专题组的。第三专题组是冰川组，谢自楚是组长，他是留学苏联的。第四、第五专题组考察活动经常和登山队在一起，跟我们联系比较少。这两个专 题组包括测量、大气和高山生理。现在探险协会的主席高登义就是大气物理那个组的，那时他最小，刚毕业没有多久。

　　测量的科研人员就不是科学院的了，是西安的一个测绘单位派出的，他们的任务是测量珠峰的高度。

　　除了5个专题组，还有1个东部分队，是在昌都那边考察。这个分队里面综考委的人就比较多了。因为东部分队是搞水利、搞农业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分队长好像是张经纬。整个考察队规模很大，没有100人也将近 100人。

　　1966年的考察，搜集了很多资料。我们地层古生物组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在聂拉木北部甲村以北的中一尼公路边的山上，发现了几个大时代的地层，以前在珠峰地区从来没有

　　发现过的，有许多化石证明是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地层。

　　这些地层过去都在海底下一层一层的，开始是平整的，由于地壳运动的影响，现在地层都变成斜的了。这三个时代地层的发现，一下子就把珠峰可靠的、有证据的地质历史，往更古老的方向延长了1亿多年。这是开始踏勘的第一天就发现的。那时我们好高兴啊，大家说起话来都很响，很兴奋，可以说是欢声震动了山谷。当时一个常用词叫“报喜”，我们马上就给队上报喜了，也给我们研究所写信报喜。没过几天，刘东生队长就来看我们的化石，还带了科教电影制片厂的人来拍电影。乎白戎的电影叫《无限风光在险峰》，其中就有我们研究人员和新发现化石的镜头。这是青藏考察史上的一个亮点吧。

　　过去在喜马拉雅山西段，靠近克什米尔那一带，找到过这几个时代的底层，但是在我们这边，就是喜马拉雅的中东部，一直没有资料。怎么去解释喜马拉雅山的历史？没有资料就没有根据去认识它。我们把一套底层比喻成一本书，一层一层的地层都是海底下或陆上湖泊等沉积下来的书的一页一页。书里没有文字，就读不出名堂来。化石就等于是书里面的文字。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渐到“高潮”，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回拉萨。先是在拉萨的第二招待所写大字报，写队上的问题。后来，就中断考察，提前回各单位了。原来不是说一年不回来吗，后来就不是原来的计划了，所以我们8月初就回到南京搞“文化大革命”了。

　　1967年的考察经历原计划的1967年的登山，被“文革”“革”掉了。还好，我们科考的命运好一些。到1967年又提出野外考察，好像是聂荣臻元帅在抓。他当时是国家科委主任。背景我不是十分清楚，听说是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在科学院了解情况，可能把考察西藏的事汇报到聂老总那里去了。1967年，我们所里还是我们3个人去了。这次队伍就不那么大了。我们走得很迟，8月底在北京集中，9月初到兰州，9月底才开始考察。后勤还是综考委组织的。司机是他们派，装备是他们购置。地质方面刘东生先生已不是队长了，被夺权了，只是普通的队员。刘先生很喜欢出野外，那年他50岁了，“权威”已不是光彩的头衔，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出去考察，完全和我们一样待遇，一样吃苦，真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敬佩。那时的领导班子叫“勤务组”。一个驾驶员就是勤务组里的头头。“文革”早期的状况就是这样。

　　但是我很盼望到西藏去。我那时年纪轻，又有几年的工作经验，身体又好，而且我知道去西藏很不容易。我喜欢写点诗句，到西藏去会有很多灵感和素材，所以你们看我写的诗很多都是以西藏考察为题的。后来我退休以后，就把我的那些素材，当时写的一些毛坯子，整理出来了一些。

　　1967年考察收获也比较大，但是时间比较短。这年的考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冷，因为我们去得比较晚，回到兰州已是12月初了。有几件事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亚东县北部考察的时候，一次，要涉一条河。那时是11月份，水是从冰湖流出的，水温可能接近零度，水面带着一些破碎的冰块，还有一定流速，也有点儿深，大家只能脱光了鞋袜下水。腿脚一浸到水里就像万针扎骨头。等到涉过去，一到岸边我们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去了，双脚已经冻麻木，没有知觉了。之后我写的诗里有一句“仿佛双脚非我有”。我们一看小腿上有多处高高低低的血红色条痕，那是因为冰块流下来，撞在小腿上划伤的。水有深有浅，水深划痕就高一点，水浅划痕就低一点。

　　11月底我们回内地的时候，已是冰天雪地。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地方和部队的人，都想搭我们的车回内地休假、过年。我们尽量让他们搭车。两三辆嘎斯69，人不能全部坐进去，只好一部分人就坐在大卡车上。卡车有帆布篷，但透风，后部完全敞开。我们几个自告奋勇上卡车，有我和章炳高以及摄影记者张赫嵩，还有三四个部队的年轻干部。记得那天到安多，到住宿的运输站，大家都互相提醒，进门时要用肩去撞开，不能用手抓金属把手，因为太冷，一抓，手可能会粘上。第二天早晨5点，司机就起床烤车，烤到8点多钟才发动着。这天后来还留在卡车上的考察队的人，就剩我一个了，陪我的还有两个部队干部。其他人冷得实在受不了，都找其他车去挤着去了。我戴上皮帽，鸭绒衣外面还裹着羊皮大衣，后来干脆把车上装睡袋的大袋子打开，用鸭绒睡袋再裹起来，把腿也包进去。呼出来的气都在眉毛上结成了冰。

　　过昆仑山口就险了。那天风很大，卷起雪粒飞舞，昏天黑地，人们之间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公路比较窄，地上全是冰，汽车容易打滑。我们过山口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太阳只是模模糊糊的影子。一辆部队的卡车侧翻在公路的一边。本来那个路的宽窄可以对开两辆车，那个翻车就占了一半。我们模模糊糊看见一个穿戴像干部模样的军人，身上裹得厚厚的，头也捂着厚厚的军帽，正在指挥一些人，要把那辆侧躺着的卡车拉正过来。我们的车没有时间等啊，也不知翻车什么时候能拉过来，能不能拉过来，只好就在那个翻车旁边把自己的卡车溜着开过去。路旁就是一个坎，一个斜坡，有四五米的高度，摔下去不得了，真是危险万分。

　　这已是唐古拉山口北面的青海境内了。这一段比藏南还冷。

　　“登峰造极”的报道

　　1967年考察结束后我们回到内地，京外的都没有回家，一起住到北京综考委。12月就在北京做一个小结。在小结期间，有新华社记者来，说我们的考察很不容易，要报道。我想他们肯定是得到上面的指示了。他们让我们写考察经历，写材料，我也写了。记者们写成稿子后，还拿来给我们念，问我们有什么意见。那些记者说：“要像报道原子弹爆炸那样报道你们。”我们年底离开北京回南京时，听说写的稿子正送聂荣臻元帅审查。不几天又传说聂帅批过了，很快就要发表，所以我们天天等。我记得是1968年1月17日晚，果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的新闻，是“新闻联播”节目里第一条播的。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这个新闻就占了15分钟，看来对这条新闻是非常重视的。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次重播头天晚上的考察消息。消息播完，又接着播了一条考察通讯，题目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稿子也很长。同一天，所有大报都登了和广播一样的两份稿子，即科考的消息和通讯。通讯的内容是写科考队员怎样艰苦奋斗的事迹和艰难的过程，但是没有怎么提具体人的名字。那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是消息，标题是《人类科技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第三版是通讯，第六版是考察的照片。关于科考的内容，占了这一天《人民日报》一半的分量，把青藏考察的意义提得非常高。那时我们在南京最先看到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都登了，而且几乎都是占了整份报纸约一半的版面，各个报纸的题目还不一样。可以说，那一次对科考的报道是“登峰造极”了，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我1月18日就知道报纸刊登了，当时《人民日报》在南京第二天才能看到。19日我就赶紧到南京的新街口去买报纸，可是一份也没有了。别的报也没有了，都卖光了。头几

　　天的报纸反倒还有。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报纸上都是这样的消息，没有别的。所以一登青藏考察的消息，大家肯定感兴趣，都抢着买。南京参加考察的有5个人，我们所3个，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2个，看到报纸后，我们集中到土壤所去开了一个会，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在头版还加了编者按，除了报道成果以外，还有“要向革命的科技工作者致敬”。我没有买到报纸，只是做了点摘录。后来再也没有这么报道过。4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提这次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做这样的报道，这样重视青藏考察工作，这样肯定科技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1966年和1967年考察后，1968年还有一个小队到珠峰地区去补充考察。这3年考察的资料，后来共写成了9本书，叫《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由郭沫若院长题写书名。这套书包括地质、古生物、地理、生物、高山生理等。古生物分量最大，厚厚的3本。

　　70年代的青藏高原考察，是对西藏全区的考察，从1973年到1976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确实不容易。

　　对珠峰的考察，到1968年年底有一个初步总结以后，就搁了下来。停了一段时间，北京方面传来消息说，有人向中央反映，这个考察还要进行。这事我只是听说，详情并不清楚。1972年，科学院提出来还要考察，在兰州开会，我参加了。会议宗旨就是总结珠峰考察，成果要出版，让我们各个单位抓紧整理，另外就是要制定新的考察计划。会期是10月16日到29日，开了两星期，有许多学术报告。有了这次会议，才有了后来的青藏考察。这就是在青藏科考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兰州会议，是过兴先主持的。他是科学院当时业务二组的副组长，管地学和生物学。

　　综考委也派人参加了，因为具体的管理工作都要由综考委来做。综考委是何希吾去的，他当时是综考委的负责人。这次好多老先生都参加了，有刘东生、施雅风、杨敬之，还有水生所搞藻类研究的老先生饶钦止（藻类学家，湖泊学家），说明他们很关心这个事情。我代表地层研究方面，做了一个学术报告。会议结束时，过兴先总结了会议的成绩，还表扬了我们的地层报告。

　　1973年，我们这份地层的考察成果在《中国科学》发表了。因为“文革”，我们所好几年没有发表文章，这篇文章全文是英文，所图书馆用它换回了不少的出版物。我们图书馆与国外许多图书馆有交换关系。

　　从1966年开始，我们所就始终有一个青藏课题组。除了1967年让我下岗外，其余时间都是由我负责。所里还先后指派穆恩之和杨敬之老师来指导，今年谁出野外，明年谁去，都有安排。1973年重新开始考察时，实际上工作是很紧张的，一方面要去青藏考察，一方面先前的珠峰成果要总结、要出版。要出版，就不能像初步写的那样粗糙。这个总结一直写到1975年才完成，所以那两年所里就只派一两个人去。1973年是章炳高去了；1974年派了两个，王义刚和王玉净，1975年多一点，派了章炳高、孙东立、陈楚震、王玉净等4人，这几年我都在家搞总结。1976年为这一期考察的最后一年，我说我不出去不行了，我要出野外。那一年的考察是青藏科考史上规模最 大的代年，下设4 个分队。那年我们所里去的人也最多，派了章炳高、何国雄、廖卫华、陈挺恩、董得源、孙东立、穆西南和我共8个地层专业的人。

　　有的分队要3个人，有的分队要2个人，藏北分队只要1个。8个人自己报名去哪儿，藏北分队 没有人报名，我就去了。分队长是王震寰。

　　穿越藏北无人区出发的时候，我记得我写的诗里有这样两句：“科界壮举争年华，虎贲三十出色哇。”虎贲，就是勇士；三十，是指我们藏北分队大约30人；色哇，是班戈县北部一个区政府的所在地，我们就切5里出发；“争年华”是抢时间。到藏北那年我都42岁了。你想“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那么多年，多数队员已年近四十，岁月不待，要争时间呀！“虎贲三十出色哇”，说明我们出发时还是相当雄壮的。《人民日报》此前曾说珠峰考察是“空前伟大的壮举”，我们去藏北无人区也是壮举啊！

　　藏北考察遇到的困苦就太多了。我感觉到无人区就此一趟，不会再去第二趟了，所以我十分珍惜，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来考察，只要有时间就去找化石。住下来，如果天还没有黑，我也出去找化石，连途中休息也不放过。因为怕无人区不安全，我们每人发了一支枪，还配子弹。许多人都打过猎，我是一枪未发。因为打猎也很辛苦，要去找目标，看地形，我如果有那个时间，就去找化石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5venHedin Anderson）带着一些随员，曾在这片无人区走过一条路线，和我们穿越的路线差不多。他是从新疆那边过来穿越藏北无人区的。那时他们更艰苦了，死了一些随从。他们带的马、驴、骆驼大部分都死掉了，有很多非常惊险的经历。他后来写了书，我们都看过。1976年我们走的这条路线，就是从色哇出发向北，一直到与新疆接界的昆仑山喀拉米兰山口。

　　从色哇出发时我们是骑马，耗牛驮物资。这样的情况差不多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很艰苦。有几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

　　刚出发没有多久，大家采化石，采标本，采了不少。我们带的物资，像食品什么的，消耗还不太多，耗牛就驮不动了。因为耗牛体力消耗大，但吃不饱。那个地方是什么状况呢？藏北北部那个地方，藏语叫“羌塘”，意思是北方的空地，完全无人的区域就有30万平方公里以上，环境是最差最差的了。在我们北半球，最暖的季节是6, 7, 8三个月，可这时羌塘的草都是黄绿色，干瘪瘪的，一点点儿高，还稀稀拉拉的。耗牛走也吃，站也吃，一天到晚吃也吃不饱。我们雇了110多头耗牛。虽然科研人员只有16位，我们分队总数却有30来人，除行政队长外，另有管理员、炊事员、医生，还有一部电台，有两个负责电台的报务员。没有电台不行，要跟外界联络。还有50匹马，每人骑一匹外，仪器要用马驮，不能用耗牛驮。这么多牛又这么多马，就必须得有20来个藏族的民工来管理，这支队伍就大得不得了了。

　　牛的任务是驮标本、行李、食品、子弹、马料和大小帐篷、炊具等等。这样，耗牛虽不少，但还是不堪重负。

　　耗牛承受不了重负，我们考察又不能停下，队上便决定，大家的行李放在各自的马上，减轻耗牛的负担。这样人就不能骑马了，只能牵着马走。我们步行了三天，一边牵马，一边考察，考察时就把马的缰绳系在一个钉在地上的长铁钉子上。要走动找化石，就把缰绳系在自己腿上，人走到哪儿，马就跟到哪儿，就不要再回头去牵马了。那三天走下来真是累得不得了。羌塘高原最低的地方也海拔4 800多米，走平路都是气喘吁吁的。我们扎过34个营地，那还是选择平坦和有饮水的地方，才安营扎寨。营地平均海拔5 030米。在藏北，我们平常脉搏跳动每分钟80多次，稍微一走路就超过100次，这就差不多等于在内地慢慢长跑的心率了。我们每天傍晚到宿营地就再也走不动了，都坐下来，好像再多走一步都不行。

　　我们这个地层古生物专业，实际上就只有我和西藏地质局的一位同志。我们搞地层的，与研究火成岩、湖泊等不一样，每天一出发就有工作。沉积岩是在地表分布最广的，我们每天都要不停地找化石，只要一两天没有见到化石就慌了，这一段地层是什么，就说不清楚。一般平地上见不到生根的岩石，它们一般在山上和山沟边才露出来。所以我们找化石，测量地层，不是爬山就是钻沟，专业不一样，就很少跟大部队走在一起。出发时队长说好，今天住哪个地方，大家就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前面走的人，那么大一个队伍，总会留下一些记号，跟着这些记号走，也不会跟大部队走散。

　　我们总是最后到宿营地，大多已是傍晚了。

　　几天以后耗牛缓过来了，又可以骑马了，就好得多了。

　　我们的耗牛也是很可怜的，它要是驮不动了，后腿没有劲了，就坐在地上，一坐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那几天，耗牛减员，一天一两头。我们的队伍都走过以后，它们就只能喂了狼。它们也是为我们科考做出牺牲了。

　　困难是太多太多了。有一天碰到特别大的雪，不一会儿冰雹也加进来，越下越大，大风也刮起来，越刮越猛，暴风雪中互相听不见说话的声音。比如我们两个人挨着骑在马上，就这么近说话也听不清。我把当时的情景写在诗里：“邻骑相呼叫，可见不可闻。”就是相邻的两个人互相喊话，能看见对方的嘴巴在动，但听不见说些什么。这场暴风雪整整刮了4个小时。冰雹太大，马都吃不消，都调过头来站着。我看见冰雹砸在马屁股上弹起一尺多高。我们穿的是带帽子的那种鸭绒衣，帽子是软的，冰雹一打在头上就滚下去了。但是雪下到身上就沾上了，风刮着雪从领口钻进去，连内衣都湿了。到下午，暴风雪停了以后，地质所的邓万明，从高帮鞋里倒出来差不多一茶杯水。我们一个一个都冻得像冰棍一样，但是第二天，每人又都活蹦乱跳的，没有一个感冒。可能因为无人区里没有感冒的病毒。

　　冷起来还有很多怪事呢。比如要上厕所，那才困难呢。要大便，蹲下来，还没有解完呢，就冻得受不了了。所以藏族人为什么穿一个大袍子？他一蹲下来袍子就罩住了。因为外面冷，晚上我们要起夜就用那个空的罐头盒，小便完了就往外一扔。

　　衡量冷的精确指标是温度。在到达终点昆仑山口那天早晨，最低温度为零下18摄氏度，第二天早晨是零下 16.8摄氏度。那时正好是立秋时候，在内地应该是一年中很热的时候。

　　有一次乘车考察途中，中午停车休息时，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水。有一条干河，我it]就在稍微有点潮气的地方挖，挖了1米左右，出来一点泥浆水，我们就用铝的脸盆烧开，每人还只能喝半杯。无人区有很多湖，但绝大多数湖水不能喝，是盐水。如果有泉水，泉边又有白骨的，就可以喝。白骨就是兽骨，那是来饮水的野兽相互之间争斗死了，留下了骨头。兽能喝的水，一般人也能喝。不过，为慎重起见，还是要让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范云崎再测一下，看能不能喝。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成都洗了一个澡进藏，半年后考察完了，回到成都才又洗澡的。在拉萨我们当时住的第三招待所，条件也不好，所以我们一个个都半年没有洗澡。我还影R讲卫生的，只要有条件，差不多每天都擦澡。不管什么温度的水，浑身都擦擦，过几天再换换衣服。对我来说，洗澡的大事是靠这种办法解决的。

　　我们穿越藏北无人区的路线与当年斯文·赫定走过的那些地方差不多。他当时在这条线上，只发现了3个可疑化石点。后来别人对他的材料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看到这3个点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找的3个点是不是化石还不一定。如果是化石，也可能太破碎了。我走过这条路线，找到了100多个化石点，编了100多个采记号，发现了2000块化石。可以说基本搞清楚了这篇无人区的地质历史，填补了这块空白。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地层了，比如泥盆、石岩、二叠、三叠、侏罗、第四纪的地层都有，只是更老的地层不敢确认，因为没有化石证明。地层的研究是由粗到细的，可以细到无穷无尽。假定这本地层书100页，你找到它有代表性的30页、40页就很不错了。不可能每一页你都找全。它还有很多页可能缺失，根本没有，也不是每个层都有化石。但是，我们的考察工作毕竟还是粗啊，每天都是从这个点搬到那个点，考察没有几个小时。在一个地点找到了化石，赶快要走。当时那个条件只能这样。如果再去跑一趟，可定还会有新发现。

　　1977, 1978年大家写总结。1979年写得差不多了，又提出来开青藏高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都是筹备组的，一着手准备工作，又忙得不得了。我又连着去了3次西藏，动9年去了一次，1980年又去了两次。因为会后外宾要去考察，要参观哪些地方，什么地方能看到什么东西，我们要编进旅行指南。

　　完成1973年到1976年那一期考察，1980年又开过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议以后，我因为家庭的不幸，没有能参加横断山的那一期考察。到了1987年我才又上了高原，和孙东立、陈挺恩一道，带领年轻队员罗辉、冯伟民，到新疆南部帕米尔、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地区，又从西边向东进人藏北无人区，参加1987年到1989年的昆仑山一喀喇昆仑山地区的考察，以及后来的室内研究。

　　我的科学经历最主要的就是青藏考察了。那之前只是打打杂，跑东北，跑浙江，又搞石油，都没有做出什么成果来。青藏研究就是我一生的事业。退休后，我现在研究的还是青藏高原的材料。我手边还有一些标本没有研究完。

　　青藏高原在地质上是非常特别的，国外的科学家同行都很关注这一块地方。这块地方的地质内部结构、变动、板块活动、地质发展历史等等，可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上天赋予中国科学家这一块地方，跟世界上其他的高原不一样，跟其他的山脉也不一样。我们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会，就是因为青藏高原研究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了。过去外国人零碎做一点，我们后来系统考察和研究，搞清楚了一些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就比较系统了，研究也更深化了，但是要研究的课题还很多，做不完。从图上看，我们把青藏高原都走到了，但是还是稀稀拉拉的一些点和线，与对内地的研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研究深度也差得很远。我们现在又有一批新的科研人员了，又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所，有人在继承着这一研究事业。

　　我共上高原9次，虽然考察很苦，但还是常有一些浪漫情怀。比如登上昆仑山那天，就是到无人区终点的那一天，在喀拉木伦山口，我们12个到达这山口的队员，都有登山队登顶成功那样的感觉，兴致很好。后来得知，那天正好是阴历七月十五日，晚上月亮特别圆，比内地看到的似乎更大、更亮也更近。我在帐篷外面呆了好一会儿，没有想到昆仑山的月夜是这么静谧、亮丽、壮观，平生不曾见过，觉得千难万苦，并不白费，能赶上这么一个晚上，真是三生有幸。突然诗兴大发，后来我整理出来5首诗。

　　上高原野外考察那些年，我写下不少诗句，想用诗的形式把高原上才见得到的高山奇观，考察中的酸甜苦辣和所见、所闻、所感，尽量记下来，算是副业吧！

　　文世宣诗选十九首

　　过唐古拉山口（1966.3) 

　　额汗阑干如串珠，头风恰似咒紧箍。

　　两日不曾食洗漱，挺胸昂首闯唐古。

　　首次进藏途中，因客车座位不足，遗下笔者等8人分乘一货车队的最老解放牌卡车随后进藏。车辆故障频频，一车出故障，众车停等，赶早摸黑只日行三四百千米，人员高山反应特别严重。到唐古拉山口前头痛得像要爆炸。抬起头最痛，低下头稍好些。就要过这著名山口了，总不能低着头过去！便强自挺胸昂首端坐。不到一分钟就头汗如雨，滚滚下落，几分钟后就昏迷人睡。什么时候过山口的，山口什么样子，全然不知。

　　去那曲医院门诊（1966.3) 

　　三病一陪去医院，四人伤病相伴还。

　　里许胜若百里远，初识高原征程难。

　　到得那曲，兼卫生员的尹集祥陪高山反应严重的笔者等3人去医院诊治。途中，老尹助工人搬路边石块，不巧砸了自己的脚，4人皆伤病回。

　　赞高山竹（1966.4) 

　　灌丛上限是细竹，相依相怜度冬枯。

　　何来三友总为伴，寒到极时一竹孤。

　　高山植物分带非常清楚。在喜马拉雅南坡，林木最上部为疏林灌丛带。灌丛带最上部为低矮的竹丛。竹为林木中之最耐寒者。此竹细若织毛衣针，高二尺许。因尚未春暖，竿叶色黄，远观似密密茅草，聂拉木县城向下即可见到。

　　聂拉木巨大萝卜（1967.9) 

　　高寒沃土日照足，便有秋收大莱箙。

　　头号宝宝开八斤，亲身一见是眼福。

　　值聂拉木秋收，萝卜（又名莱箙）和土豆大得惊人。巨大萝卜38斤，抱在怀里重过大胖娃娃。

　　来邦坚营地帐篷内夜餐 (1976.6.14) 

　　两只全鸭一个蛋，睡前美美加一餐。

　　但愿今夜得好梦，明朝放晴力倍添。

　　连日雹雪频频，今日中午至傍晚就遭袭过6次，幸采获颇丰，甚感欣慰。晚睡前顿觉饥肠蠕动，便在帐篷里独自加餐。美食是动物专家前日从鸟岛上拾回的野鸭蛋，其中两个已孵出胎鸭。此时帐篷外又雪雹大作‘阵阵雹珠猛击篷布。但帐篷内这个舒适的小天地，觉似可与王宫媲美的安乐窝。

　　嘴唇肿裂痛苦难当（1976.6.19) 

　　苦痛最是唇肿裂，只可低语笑不得。

　　堪称工程是进餐，一饭一兑付鲜血。

　　刚从色哇出发不久，因寒风凛冽，缺氧、缺维生素（无蔬菜）等，嘴唇肿裂似开花馒头。服维生素片毫无效果，说话不敢略大张口，一日三餐更是痛苦不堪。每餐后以手心捂唇必印下几道血迹。为食，可谓代价昂贵。

　　夜岗远思（1976.6) 

　　星斗阑干千山眠，朦胧夜色银帐寒。

　　唯有独自当此夜，无限相思越关山。

　　得知无人区并不平安，便每人配枪弹，夜间轮岗值哨。队员日间考察，晚上整理标本和野外记录，无暇想家，只当此深夜独处之际，才有机会扎扎实实地思念远方的亲人。

　　羌墉徒步考察（1976.6.23) 

　　坐骑助牛负辎重，无奈数日徒步行。

　　埃到营前即坐地，再挪一步也难撑。

　　色哇出发后不及半月，所带物资食品消耗尚少，而所采集的标本速增，耗牛不堪重负，日有减员。为继续考察，队里决定行李放在各自马上，以减轻耗牛负担，队员只能步行考察。在羌塘步行考察的艰苦难以言表，但更可怜的是坐地不起、被舍弃的耗牛。后续队员走过它们身边，都不忍看那绝望的眼神，唯有怜谢它们为科学考察而做出的牺牲。人离开后，狼群就会扑向它们。

　　马威山北遭遇黄昏雪雹 (1976.7.3) 

　　风卷雪雹盖地来，日末战事又重开。

　　管帐难支锅难理，今夕壮士家安在！

　　刚准备扎营，风卷雪雹再次袭来，一群壮汉几次努力都未能把炊事帐篷支撑起来。这种天气只有在帐篷里才能做饭。征衣湿，冷又喘，没法烧饭没法住，今夕怎安排！

　　江爱山西北营地夜巡（1976. 7.10 ) 

　　月知明镜悬天边，次第星河浮眼前。

　　委身此时竟何似？仿若游梦临广寒。

　　此日为阴历六月十四。凌晨1-3时值岗。营前干河滩地盐碱化后呈白色，朦胧夜色中仿若冰川、银河；圆月已西沉低挂，疏星点点；一顶顶帐篷形似一座座宫殿的大屋顶。笔者背着枪，踏月轻步，觉星河朗月环拥，仿佛置身在天庭的宫群之间。

　　抵扎各洛山道遇雪雹一日纪实（1976.7.11） 

　　晨起彤云布，不觉出手冷。

　　飘雪三两片，匆匆起行程。

　　才及十里许，骤看乌云滚。

　　雹雪逞狂风，劈头盖脸倾。

　　不能顶风进，惊马时转身。

　　飞雹击马臀，反弹盈十寸。

　　临骑相呼叫，可见不可闻。

　　雪袭入领口，融水漫内衬。

　　孤旅任幕虐，差可两时辰。

　　个个如落水，条条冻冰棍。

　　雪过无痕迹，依然看早情。

　　无计扎营盘，找水到黄香。

　　幸得细泉流，人畜相共饮。

　　夜哨传新令：积水供明晨。

　　一日遭遇雪雹，全身里里外外几乎湿透，从高帮皮靴里也倒出一杯水来，可仍然难找到饮水扎营。高原上由冰雪融化补给的河流、泉水，每日近午至下午流量较大，入夜至次日晨流量变小。这细泉到夜里必然更细，所以队长传令，各班夜哨尽用工具积水备用。

　　行车首日（1976.7.29) 

　　挖车十次只三亭，半是推拉半爬行。

　　力尽筋疲再震惊，传来唐山大地震。

　　乘车北上昆仑山口的第二阶段考察，首日很不顺利，行车10时，挖车10次，行程30里，又闻地震消息，个个颓丧、震惊。救车得挖去陷轮之前的软泥沙，在掏空处垫上石块，开足马力，再加上推拉，奋力驶出陷区，故称救陷车为挖车。古时计程单位之一亭为十里。

　　登昆仑山口（1976. 8.10 ) 

　　昆仑山口旗飘飘，十二勇士意气豪。

　　泪花飞溅相拥笑，万种艰辛一时消。

　　登昆仑山口12人：藏族副队长江措、地貌专家李炳元、地热专家张知非、岩石专家邓万明、植物地理专家李渤生、水生物专家陈宜瑜、草场专家张普金、土壤专家李明森、古生物专家文世宣、摄影记者陈和毅、司机陈玉新和张玉生。

　　昆仑月夜五首（1976. 8.10 ) 

　　（一）

　　一轮明月出昆仑，千里羌塘如昼明。

　　涟艳冰湖泛碎影，崴嵬雪峰溢清氛。

　　星河寥落宇空远，峰峦依偎梦昏沉。

　　仙境天踢谁与共？寂突山间一毡营。

　　（二）

　　玉盘辉光静无语，雪岭如梦鼾有声。

　　三分天下明月夜，今夜二分在昆仑。

　　（三）

　　瑶池粼粼环玉山，举手几可抚禅娟。

　　魂断千里不枉然，身临此境便是仙。

　　（四）

　　今夜天宫显珍物，居高近看饱眼福。

　　凌空飞镜何所似？好大一颗夜明珠！

　　（五）

　　行行三月绝人迹，疑到天涯星辰稀，

　　明朝收营返将去，报道此月分外奇。

　　此日正阴历七月之望，入夜，一轮皓月当空，觉与内地所见者大不相同，她特大、特近、特明，为平生从未有过之视觉。加之雪峰叠嶂，冰湖潋滟，有身临仙境之感。此次突击昆仑山口，12人只带了一顶大帐篷，供炊事又供夜宿。正是此孤独的帐篷，有幸点缀和欣赏此人间仙境。玉盘、蝉娟、飞镜均明月的代称。

　　昆仑山谷发现化石（1976.8.12) 

　　地层百里面朦胧，心事悠悠愁几重。

　　忽有惊喜传旷谷，定音只在一锤中。

　　进入无人区以来，采集到的化石已不下千块，所有地层的时代都有了定论，但这次向北突击昆仑山口途中及在山口附近，费尽心力，化石却颗粒无收。没有化石，这一二百公里地层将如何安置！从山口下撤途中心情异常焦急。个人力量有限便提请大家帮忙。突然，岩石专家邓万明在谷边见到一块很大的石灰岩转石，叫我过去看看。我一看，有希望，一锤敲出新鲜面，似有小东西，放大镜下再看，几个纺锤虫类化石展现眼前，顿时欢声响彻旷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