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进入南古所的8位研究生(前排左起: 顾和林、李环、臧文龙；后排左起：吉磊、徐珊红、孙晓文、杨群、钱文龙)

　　（编者注：此文原为2011年南京古生物所建所60周年所庆征文，再次登出以传承“南古精神”）

　　1982年初，我作为新研究生进入南古所学习。不久，研究所指定盛金章先生作为我的导师，并且要求通过盛老师的国际交流渠道，联系出国学习放射虫化石研究。之前，我在报考南古所研究生时，通过北大老师的介绍，联系了杨敬之先生，计划到南古所学习牙形化石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仍处于高度计划经济特色时期，单位的安排就是自己的志愿。那个年代人们的理念里固化了这种意识。而高度计划的研究所，有效地培育了各个学科分支。那个时代单纯的是，人们还没有关于待遇和经费的意识。我当时甚至没有考虑过研究放射虫与研究别的门类有什么不一样，而在我的知识里，有关放射虫的内容极为稀薄。

　　和我一起考取南古所的有：南京大学毕业的孙晓文（现在澳大利亚从事地质调查工作）、徐珊红（现在澳大利亚任中学老师）、钱文龙（现在澳大利亚从事地质调查工作）、顾和林（现在美国）、吉磊（现在美国）；北京大学毕业的臧文龙（现在澳大利亚从事地质调查工作）、李环（现在美国从事城市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一批7个研究生，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七七级（或七八级）大学生。臧文龙和我进所后，作为出国留学预备生培养。我们这批研究生中的男生住在山上的平房里，女生住在中楼顶层，职工食堂就在现在的岩芯库的位置（鸡鸣寺平台之下）。刚进入科学院研究所时的心情，有些自豪自喜，踌躇满志；同时身临神秘的古老研究院和周围的一大批学术权威，也有些诚惶诚恐。

　　我进入了盛老师领导的学科组。学科组包括？类、非？有孔虫和放射虫研究人员。？类小组6人（盛金章、张遴信、芮琳、章炳高、王玉净、周建平）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位于中楼二层，上楼后的右手边，朝北），加上我7人。我被安排在盛、张两位老师面对面办公相连的两张办公桌的一头的一个小办公桌上学习。有时，学科需要接待地方区调队或其它单位来进修的同事，大办公室会再加上一个小办公桌。办公室井井有条。每天早晨较年轻的成员用塑料壳或竹壳的暖水瓶打来两瓶开水。上班时间气氛肃然。上、下午工休时间，有的聚在一起说说话，有的在室外做广播操；上下班都很准时。由于研究人员多是集体办公，同事间交流或有访客时，一般都小声说话，唯恐影响正在潜心工作的同事。周建平老师那时住在所里，我有时会在节假日去他家蹭饭改善伙食。

　　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学习热情显得特别高涨，娱乐生活相对缺乏（可能限于那时的经济水平和客观条件），师生关系都特别融洽。

　　初见盛老师的时候，感觉到他有些威严。他布置我的第一个作业是阅读Haq & Boersma的《Introduction to Marine Micropaleontology》(英文原版书)，要求做阅读笔记。这本书，若干年后，我自己买了一本（此书几次再版，记不得哪一版是哪一版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教科书）。盛老师会不时地问我阅读的情况，给予耐心指导。印象最深的是，我读到关于Tintinnids （他教我这可译为“丁丁虫”）的章节时，一头雾水，于是他给我讲解，而且告诫我，如果我去美国达拉斯学习放射虫的话，应该注意学习这一类重要古生物，因为其地层意义很大。盛老师的严谨是大家熟知的。有一次，他在帮我修改一个我起草的文本时，给我讲了“此文”和“该文”的用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我在以后学习英文时，感到也有类似的用法和区别，终生难忘。盛老师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提到国际交流中“不亢不卑”的态度，或许他是在有意传授理念。专业组王玉净老师带我参观微体分析实验室，意在让我在去美国学习之前先对实验室工作有些感性认识，我第一次认真观察了微体化石是如何从岩石样品中被分离出来，然后通过筛子进行清洗、分选的。当时的微体分析实验室在中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现在的图书馆位置）。

　　作为出国留学预备生，所里除了安排我们学习一般性研究生课程（在南京大学地质系和生物系听专业课，分院开设政治、外语等公共课）外，还在学习英语方面做了一些特殊安排，为每人配备了一台卡式录音机（从器材科借用）。通过所里联系，我们到南师大与专业英语的学生进行口语练习，还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英语训练班。所里又聘请了一位杨先生（听说杨先生在国民党时期曾经担任美军翻译）开设口语班，主要训练英语听力；先生每次放一段美国之音Special English节目的录音，然后启发大家逐句翻译，受益匪浅；杨先生的美式英语发音应该在我以后的学习中产生了影响。因为所里要派我去美国攻读学位，所以我还参加了TOELF 和 GRE 考试。可能因为当时国家改革开放时间不久，与西方的国际交流大门突然打开，所以全所上下学习英语的热情显得特别高。那是一个特别渴望知识、渴望了解国际学术进展的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比较多且有规律性，好像研究室每周都有。我所在的第四研究室每逢政治学习或业务学习的时候（好像都是半天），全室成员都集中到当时？类学科组大办公室里，前后两个门敞开，会场一直从两个门口延伸到走廊，记不清一共多少人，但好像规模不小。室主任吴望始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是盛老师引见的，好像是在中楼2层到3层的楼梯上，她亲切地让我称呼她“吴大姐”。

　　不久，盛老师推荐的两所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和加利福尼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录取了我。我在1983年4月去了达拉斯，师从著名的中生代有孔虫和放射虫学家Emile A. Pessagno, Jr. 教授，学习中生代放射虫研究。1983年夏，第四研究室继任主任张遴信先生知道我在美国学习需要锤子、罗盘等野外工具，便托人为我捎去。我在美国学习期间，盛老师和人教处傅崇辉先生在南通开会期间专门去看望我的父母，令他们安心高兴，体现了单位的无限关怀。

　　（本文作者：杨群，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