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行健对张善桢（后左）和周志炎（后右）讲解（1956年摄）

　　（编者注：此文原为2011年南京古生物所建所60周年所庆征文，再次登出以传承“南古精神”）

　　今年迎来了我所建所六十周年大庆。在这全所欢庆的日子里，看到如今古生物研究所欣欣向荣、一派大好的景象，回顾我所的发展历程，抚今追昔，感慨甚多，深深感到我所古生物学能有今天的学术水平和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前辈们当年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辛勤的劳动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此短文中，将简略地记述几位古植物学的前辈和同事的事迹作为所庆纪念，希望有助于新一代的‘南古所人’了解过去，不忘过去，继承优良学术传统，不断加以发扬光大。

　　斯老（斯行健）是我所第二任所长。我在学校时就在‘中国科学’和‘科学记录’刊物上看到过他的论著，对他十分景仰，想不到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古生物所，做了他的学生。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到了古生物学的殿堂，心中又兴奋、又紧张，对斯老只是敬畏。开始的时候，他先叫我到南大去补上些课，包括德文、植物形态和分类等。我自己也在图书馆里找本古植物教科书看，除了学习英语和基本知识外，还想熟悉和掌握一些专业词汇。斯老对时间抓得非常紧，上班多半在办公楼做研究。偶尔他写作累了或者想起什么事需要告诉我们，他会主动到我们办公室里来说几句，因为他的办公室里没有电话。当时所里其他设施条件也十分简陋。记忆中在50年代初大伏天特别炎热，他不仅顶着烈日上下班，在办公室里只能脱掉外衣，依靠一架旧的摇头风扇工作。尽管如此他依然挥汗伏案，笔耕不已。斯老思维敏捷，文字功底深厚，文笔流畅，写作论文速度极快，无论中、外文，通常一篇文章洋洋千言一气呵成，很少修改。解放后的几年里，国家重视科学，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他愈发勤奋，自1950年至1956年共发表论著54篇（本），其中包括中国古生物志三本，内容涉及到中、古生代植物群，木化石，孢子花粉，植物命名，煤的形成等多个领域。这样高效的工作显然需要极大的体力和精神来支撑的。记得当时常常听他喊头疼，但是往往只是吃点他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止痛片’，又继续工作。回想起来，这样艰辛的操劳很可能埋下了影响到他后来健康的隐患。斯老不仅自己工作忙，他还经常热心为所里同事修改英文稿，为此煞费心血。此外，他还担任的种种行政职务，如所长和全国人民代表等的日常工作，这些也都花费了他不少精力和时间。

　　尽管十分忙碌，斯老对所里的年轻人的成长还是十分重视和关心，时常给予以各种帮助和指导。对于当时几个学古植物的学生，他还经常在工作告一段落后，专门为我们讲课。记得当时用的是一本他的老师W. Gothan和 H. Weyland 1954年出版的德文古植物学教科书Lehrbuch der Pal？obotanik，既讲古植物也教德文。此外，他还结合实例给我们讲解英文写作和造句，要我们熟悉和学习英语的习惯用法以及英语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所有这些都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李星学老师在解放初期和许多老地质工作者一样参加野外地质勘探，为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寻找急需矿产资源。他和斯老性格和作风很不相同。他除了在学术上勤奋和努力、在地质和古植物学等方面有丰富的学识以外，还十分积极干练，善于组织和管理，回所以后协助斯老对所里乃至全国古植物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担任古植物研究室主任以后。李老师特别重视野外实际考察。他本人一生行踪几遍及世界各洲。在祖国各地，无论是边疆雪域、黑山白水和戈壁草原，都留有他的足迹或工作的记录，甚至到了耄耋高龄他还亲自到陕、甘、宁和青藏高原等地方去野外考察。1955年春他回所不久就和盛金章老师等组织、带领所里的青年学生们到句容龙潭野外实习，亲自传授地质剖面的观察和测量以及化石采集等经验，这对于开始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的生物系毕业同学特别有帮助。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和现有人员工作专长，他在古植物研究室中设置了三个研究组：古生代植物、中生代植物和新生代植物、藻类组，改变了之前分工不明，互相掣肘的状况，也为学科向全面、纵深和专精方向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继斯老之后，李老师担负起研究室乃至中国古植物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担。我所古植物学优秀人才辈出，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影响日益扩大，这里面包含着他的许多心血和奉献。李老师对于外单位和边疆地区的古植物研究和人才培养尤为注意。他不顾自己工作繁忙，亲自为边远地区的大学和生产部门培养古植物学教师和实际工作者。他们大多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古植物学者或所在地区的古植物学专家，如最早来所的甘、陕地区的沈光隆、何德长和徐福祥以及稍晚的黑龙江省的望竟、新疆的窦亚伟、孙喆华和西藏的吴一民等。此外，他还组织古植物室同事为全国其他地区培养不少古植物学人才，在当地地质调查和矿藏勘探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老师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活跃，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文体和集邮收藏等。他在五十年代还和所里年轻人一道比赛篮球，担当中锋。他为人慷慨、宽容，尊敬前辈，重同行情谊，关心爱护后进，在地质古生物界内受到广泛的敬重和爱戴。他不仅在学业上帮助年轻人，在生活上也处处给予种种关照。他不时会约上室里年轻同事到他家去会餐，甚至逢年过节会骑上自行车亲自到学生们家中看望。我亲身经历的、终身铭记在心的一件事是在困难年代，我家中添了两个早产的婴儿，医院里说要生炉火过冬以保健康，但当时物质十分匮乏，根本买不到炉子。李老师了解到我的困境后，主动提出把所里分配给他的一个炉子借给我用，使孩子得以安然过冬，而他自己家里却要熬过没有炉火的严冬。

　　所里不少年轻同事可能不大听人说起王水先生。他也是我所的一位古植物学的前辈，解放初期他随着军管会参与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接管，后来他跟随杨敬之先生到山西参与煤矿勘探，也到1955年才回所。王先生是一位热情随和的人，一点也没有架子。我们和他相处从没有感到他是我们的老师辈。他学识丰富，而且谈吐风趣。他的地质学功底很好，十分重视野外实际操作，并擅长速写、绘图和剖面素描等。我们1955年春到龙潭实习时他就担任现场指导，对年轻学生们从剖面选择测量、岩性观察和描述、化石采集，甚至如何包装以免装箱时破损等都不嫌其烦地一一手把手的示范操作。王先生有良好的古植物学知识，只是没有多少机会做大植物化石方面的研究，不过他对轮藻化石深感兴趣，一直留意收集有关文献和化石材料。后来研究室分组，他就担任新成立的新生代植物和藻类组的组长，专门从事轮藻研究。当时轮藻化石研究在我国是空白，文献材料什么都缺。国际上也只有美国的Peck和法国的Grambast等做了些工作。我国只有卢衍豪老师解放前发表了一篇发现泥盆纪直立轮藻的报道。此外，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是英文或法文的。有幸的是，王先生不仅英文好，还懂法、德文。他除了广泛收集文献外，还把所有的轮藻属种的信息全部翻译成中文。他在1956年（与张善桢）发表了首篇有关研究论文， 1958年出版了《轮藻化石》一书。这些工作为后来许多年轻学生学习、研究轮藻开拓了道路。

　　我国中新生代陆相沉积十分发育，也是油气资源勘探的重点，但是陆相地层研究难度较大，因为大化石往往较为稀少。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轮藻、介形类和孢粉等微体化石的研究和应用就成了急需发展的学科和领域。王先生1958年深入国家重点勘探区柴达木盆地研究中、新生代地层，采集轮藻化石，1961年发表了论文，为柴达木盆地的轮藻研究和应用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以后他又研究了甘肃酒泉、渤海湾沿岸和江苏等地中新生代轮藻化石，

　　王先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十分耐心，对学生谆谆善诱，百问不厌。他除了在所里教育和带领王振等学生以外，还为油气勘探单位培养轮藻化石不少研究人员。石油部门中研究轮藻化石的骨干、当时在柴达木工作的杨臣琼等最初就在他身边学习。他们以后又把相关知识广泛传播，并在生产实践中应用，在我国油气勘探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王先生开创我国轮藻化石研究的先河，他还直接或间接为我国油气勘探事业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他。

　　李佩娟先生也是我们所古植物学的一位前辈。她和宋之琛先生都是我所成立后最早（1952年）分来的大学生。他们分别跟随徐仁老师学习古植物学和孢粉学。1954年，我所的孢粉分析室借调到北京地质部，他们和欧阳舒等随徐老师去了北京，直到1958年秋和1959年才先后回所。因为她是学植物出身的，又受到植物学背景深厚的徐仁老师多年熏陶和指导，在植物形态解剖以及植物化石角质层分析和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她1964年发表在古生物研究所集刊上的“四川广元须家河组植物化石”一文，最早采用生物学方法详细分析研究中生代植物角质层和原位孢子。她长期担任中生代植物组组长。在李星学老师的领导下，为发展我国中生代古植物学做出了许多贡献。她回所不久就参加了《中国中生代植物化石》一书的编著。她先后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四川、云南和青藏高原等地三叠纪至白垩纪的植物化石。她主持研究发表的“云南中生代植物”和“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北缘早、中侏罗世地层及植物群”等著作，特别是后者，是迄今为止了解中国西部晚三叠纪到侏罗纪植物多样性、植物群发展历史以及当时环境演变等最重要的古植物文献。

　　除了自己研究工作外，李先生还协助李星学老师做了许多教育、培养和辅导工作。较晚来所的曹正尧、吴舜卿和吴向午等就在她的带领下成长，后来在中国中生代植物研究的不同领域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对于外来（主要来自生产单位）的年轻学者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像天津地质矿产所的王自强、宜昌地质矿产勘探中心的冯少南、南京地质矿产勘探所的兰善先以及青海地质研究所得何元良等都先后受教于她，得益甚多。

　　李先生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在生活上也经常照顾单身和收入较低的年轻同事，在节假日会邀请他们去她家改善伙食，他们有什么困难也愿意找她协助。我亲身感受到她的情意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她把国家照顾高知的部分“油票”也送给了我，解决我家中一时的窘境，使我长期以来难以忘怀。

　　以上只是个人点滴回忆起来的他门几位对我国古植物学的部分贡献和有关事迹。谨希望他们对古植物学的贡献和优秀品德能够得到长久的传颂，他们开创的学术传统和事业能得到不断的继承和发扬。

　　满载着优秀传统和丰硕成果的中国古植物学的航船，扬起您的长帆，不断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吧！

　　（本文作者：周志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