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考察经历

70年代的青藏高原考察，是对西藏全区的考察，从1973年到1976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确实不容易。

对珠峰的考察，到1968年年底有一个初步总结以后，就搁了下来。停了一段时间，北京方面传来消息说，有人向中央反映，这个考察还要进行。这事我只是听说，详情并不清楚。1972年，科学院提出来还要考察，在兰州开会，我参加了。会议宗旨就是总结珠峰考察，成果要出版，让我们各个单位抓紧整理，另外就是要制定新的考察计划。会期是10月16日到29日，开了两星期，有许多学术报告。有了这次会议，才有了后来的青藏考察。这就是在青藏科考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兰州会议，是过兴先主持的。他是科学院当时业务二组的副组长，管地学和生物学。

综考委也派人参加了，因为具体的管理工作都要由综考委来做。综考委是何希吾去的，他当时是综考委的负责人。这次好多老先生都参加了，有刘东生、施雅风、杨敬之，还有水生所搞藻类研究的老先生饶钦止（藻类学家，湖泊学家），说明他们很关心这个事情。我代表地层研究方面，做了一个学术报告。会议结束时，过兴先总结了会议的成绩，还表扬了我们的地层报告。

1973年，我们这份地层的考察成果在《中国科学》发表了。因为“文革”，我们所好几年没有发表文章，这篇文章全文是英文，所图书馆用它换回了不少的出版物。我们图书馆与国外许多图书馆有交换关系。

从1966年开始，我们所就始终有一个青藏课题组。除了1967年让我下岗外，其余时间都是由我负责。所里还先后指派穆恩之和杨敬之老师来指导，今年谁出野外，明年谁去，都有安排。1973年重新开始考察时，实际上工作是很紧张的，一方面要去青藏考察，一方面先前的珠峰成果要总结、要出版。要出版，就不能像初步写的那样粗糙。这个总结一直写到1975年才完成，所以那两年所里就只派一两个人去。1973年是章炳高去了；1974年派了两个，王义刚和王玉净，1975年多一点，派了章炳高、孙东立、陈楚震、王玉净等4人，这几年我都在家搞总结。1976年为这一期考察的最后一年，我说我不出去不行了，我要出野外。那一年的考察是青藏科考史上规模最 大的代年，下设4 个分队。那年我们所里去的人也最多，派了章炳高、何国雄、廖卫华、陈挺恩、董得源、孙东立、穆西南和我共8个地层专业的人。

有的分队要3个人，有的分队要2个人，藏北分队只要1个。8个人自己报名去哪儿，藏北分队 没有人报名，我就去了。分队长是王震寰。

穿越藏北无人区出发的时候，我记得我写的诗里有这样两句：“科界壮举争年华，虎贲三十出色哇。”虎贲，就是勇士；三十，是指我们藏北分队大约30人；色哇，是班戈县北部一个区政府的所在地，我们就切5里出发；“争年华”是抢时间。到藏北那年我都42岁了。你想“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那么多年，多数队员已年近四十，岁月不待，要争时间呀！“虎贲三十出色哇”，说明我们出发时还是相当雄壮的。《人民日报》此前曾说珠峰考察是“空前伟大的壮举”，我们去藏北无人区也是壮举啊！

藏北考察遇到的困苦就太多了。我感觉到无人区就此一趟，不会再去第二趟了，所以我十分珍惜，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来考察，只要有时间就去找化石。住下来，如果天还没有黑，我也出去找化石，连途中休息也不放过。因为怕无人区不安全，我们每人发了一支枪，还配子弹。许多人都打过猎，我是一枪未发。因为打猎也很辛苦，要去找目标，看地形，我如果有那个时间，就去找化石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5venHedin Anderson）带着一些随员，曾在这片无人区走过一条路线，和我们穿越的路线差不多。他是从新疆那边过来穿越藏北无人区的。那时他们更艰苦了，死了一些随从。他们带的马、驴、骆驼大部分都死掉了，有很多非常惊险的经历。他后来写了书，我们都看过。1976年我们走的这条路线，就是从色哇出发向北，一直到与新疆接界的昆仑山喀拉米兰山口。

从色哇出发时我们是骑马，耗牛驮物资。这样的情况差不多有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很艰苦。有几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

刚出发没有多久，大家采化石，采标本，采了不少。我们带的物资，像食品什么的，消耗还不太多，耗牛就驮不动了。因为耗牛体力消耗大，但吃不饱。那个地方是什么状况呢？藏北北部那个地方，藏语叫“羌塘”，意思是北方的空地，完全无人的区域就有30万平方公里以上，环境是最差最差的了。在我们北半球，最暖的季节是6, 7, 8三个月，可这时羌塘的草都是黄绿色，干瘪瘪的，一点点儿高，还稀稀拉拉的。耗牛走也吃，站也吃，一天到晚吃也吃不饱。我们雇了110多头耗牛。虽然科研人员只有16位，我们分队总数却有30来人，除行政队长外，另有管理员、炊事员、医生，还有一部电台，有两个负责电台的报务员。没有电台不行，要跟外界联络。还有50匹马，每人骑一匹外，仪器要用马驮，不能用耗牛驮。这么多牛又这么多马，就必须得有20来个藏族的民工来管理，这支队伍就大得不得了了。

牛的任务是驮标本、行李、食品、子弹、马料和大小帐篷、炊具等等。这样，耗牛虽不少，但还是不堪重负。

耗牛承受不了重负，我们考察又不能停下，队上便决定，大家的行李放在各自的马上，减轻耗牛的负担。这样人就不能骑马了，只能牵着马走。我们步行了三天，一边牵马，一边考察，考察时就把马的缰绳系在一个钉在地上的长铁钉子上。要走动找化石，就把缰绳系在自己腿上，人走到哪儿，马就跟到哪儿，就不要再回头去牵马了。那三天走下来真是累得不得了。羌塘高原最低的地方也海拔4 800多米，走平路都是气喘吁吁的。我们扎过34个营地，那还是选择平坦和有饮水的地方，才安营扎寨。营地平均海拔5 030米。在藏北，我们平常脉搏跳动每分钟80多次，稍微一走路就超过100次，这就差不多等于在内地慢慢长跑的心率了。我们每天傍晚到宿营地就再也走不动了，都坐下来，好像再多走一步都不行。

我们这个地层古生物专业，实际上就只有我和西藏地质局的一位同志。我们搞地层的，与研究火成岩、湖泊等不一样，每天一出发就有工作。沉积岩是在地表分布最广的，我们每天都要不停地找化石，只要一两天没有见到化石就慌了，这一段地层是什么，就说不清楚。一般平地上见不到生根的岩石，它们一般在山上和山沟边才露出来。所以我们找化石，测量地层，不是爬山就是钻沟，专业不一样，就很少跟大部队走在一起。出发时队长说好，今天住哪个地方，大家就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前面走的人，那么大一个队伍，总会留下一些记号，跟着这些记号走，也不会跟大部队走散。

我们总是最后到宿营地，大多已是傍晚了。

几天以后耗牛缓过来了，又可以骑马了，就好得多了。

我们的耗牛也是很可怜的，它要是驮不动了，后腿没有劲了，就坐在地上，一坐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那几天，耗牛减员，一天一两头。我们的队伍都走过以后，它们就只能喂了狼。它们也是为我们科考做出牺牲了。

困难是太多太多了。有一天碰到特别大的雪，不一会儿冰雹也加进来，越下越大，大风也刮起来，越刮越猛，暴风雪中互相听不见说话的声音。比如我们两个人挨着骑在马上，就这么近说话也听不清。我把当时的情景写在诗里：“邻骑相呼叫，可见不可闻。”就是相邻的两个人互相喊话，能看见对方的嘴巴在动，但听不见说些什么。这场暴风雪整整刮了4个小时。冰雹太大，马都吃不消，都调过头来站着。我看见冰雹砸在马屁股上弹起一尺多高。我们穿的是带帽子的那种鸭绒衣，帽子是软的，冰雹一打在头上就滚下去了。但是雪下到身上就沾上了，风刮着雪从领口钻进去，连内衣都湿了。到下午，暴风雪停了以后，地质所的邓万明，从高帮鞋里倒出来差不多一茶杯水。我们一个一个都冻得像冰棍一样，但是第二天，每人又都活蹦乱跳的，没有一个感冒。可能因为无人区里没有感冒的病毒。

冷起来还有很多怪事呢。比如要上厕所，那才困难呢。要大便，蹲下来，还没有解完呢，就冻得受不了了。所以藏族人为什么穿一个大袍子？他一蹲下来袍子就罩住了。因为外面冷，晚上我们要起夜就用那个空的罐头盒，小便完了就往外一扔。

衡量冷的精确指标是温度。在到达终点昆仑山口那天早晨，最低温度为零下18摄氏度，第二天早晨是零下 16.8摄氏度。那时正好是立秋时候，在内地应该是一年中很热的时候。

有一次乘车考察途中，中午停车休息时，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水。有一条干河，我it]就在稍微有点潮气的地方挖，挖了1米左右，出来一点泥浆水，我们就用铝的脸盆烧开，每人还只能喝半杯。无人区有很多湖，但绝大多数湖水不能喝，是盐水。如果有泉水，泉边又有白骨的，就可以喝。白骨就是兽骨，那是来饮水的野兽相互之间争斗死了，留下了骨头。兽能喝的水，一般人也能喝。不过，为慎重起见，还是要让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范云崎再测一下，看能不能喝。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成都洗了一个澡进藏，半年后考察完了，回到成都才又洗澡的。在拉萨我们当时住的第三招待所，条件也不好，所以我们一个个都半年没有洗澡。我还影R讲卫生的，只要有条件，差不多每天都擦澡。不管什么温度的水，浑身都擦擦，过几天再换换衣服。对我来说，洗澡的大事是靠这种办法解决的。

我们穿越藏北无人区的路线与当年斯文·赫定走过的那些地方差不多。他当时在这条线上，只发现了3个可疑化石点。后来别人对他的材料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看到这3个点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找的3个点是不是化石还不一定。如果是化石，也可能太破碎了。我走过这条路线，找到了100多个化石点，编了100多个采记号，发现了2000块化石。可以说基本搞清楚了这篇无人区的地质历史，填补了这块空白。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地层了，比如泥盆、石岩、二叠、三叠、侏罗、第四纪的地层都有，只是更老的地层不敢确认，因为没有化石证明。地层的研究是由粗到细的，可以细到无穷无尽。假定这本地层书100页，你找到它有代表性的30页、40页就很不错了。不可能每一页你都找全。它还有很多页可能缺失，根本没有，也不是每个层都有化石。但是，我们的考察工作毕竟还是粗啊，每天都是从这个点搬到那个点，考察没有几个小时。在一个地点找到了化石，赶快要走。当时那个条件只能这样。如果再去跑一趟，可定还会有新发现。

1977, 1978年大家写总结。1979年写得差不多了，又提出来开青藏高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都是筹备组的，一着手准备工作，又忙得不得了。我又连着去了3次西藏，动9年去了一次，1980年又去了两次。因为会后外宾要去考察，要参观哪些地方，什么地方能看到什么东西，我们要编进旅行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