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三个阶段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第一阶段就是从1966年开始的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考察。这次考察的背景是因为1959年中国人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登上去了3个人，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他们是早晨4点登上珠峰的，当时光线不好，在峰顶没有照相，外国人不承认。

登到山的最顶上，向四周拍下照片，人家一看就能判别你是否在最顶上照的，也就可以判断你到过峰顶没有。但是那时候设备比较差，又不能在山顶上待得太久，所以没有照相，他们3人就下山了。后来国家体委向上级打报告，申请1967年再次登珠穆朗玛峰。提出这个报告的时候还没有进人“文化大革命”呢。科学院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说科学考察要配合，要派科学家一起去。

登山的头一年，即1966年就得准备好，要试登。科考的重点也要放在1966年。因为登顶必然是1967年5月初或中旬，那时候天气比较好，最适合登山。而5月以前天气还冷，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考察，所以1966年我们基本上就要完成考察。当时决定，去西藏的人春节后就进藏，在西藏满打满算地考察一年，冬天也不回来，第二年春天能够考察的时候就再做一些考察。5月间登山队要登顶，成功后要宣传“胜利归 来”，我们科考队也就一起“胜利归来”。我们要不先展开考 察，就没有办法一起“胜利归来”了。当时是这么计划的。

那一次我们所就派了3个人，我和王义刚、章炳高去参加地层 古生物考察，也是我们所里第一次参加科学院组织的科学考察。我年龄最大，超过30岁了，家里有两个小孩，小儿子还不到1岁。但是我们接受任务是很痛快的，跟家里说这一年不回来了，明年才回来，说声“再见”，就到西藏去了。

1966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到北京集中。那次考察是综合考察，队伍很大。队长是刘东生，副队长是施雅风，还有一位副队长是胡旭初，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书记是冷冰，

综合考察委员会派出的。我们起初都叫“综考会”，因为“会”可能被误认为是什么民间团体，不好听，后来就改叫“综考委”了。后勤也是由综考委安排、管理。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像军事编制那样，还有政治部，主任是李龙云，也是综考委派出的。考察队分为5个专题组，是以学科为主的基础理论部分，所以人员主要是科学院各个研究所派的。第一专题组是地质、地球物理组，有20多人，组长是地质所的常承法，副组长就是我。刘东生就是我们专题组的，还有应思淮、崔之久、尹集祥、邱占祥等。我们这个专题组又分几个专业组，我又兼地层组组长。第二专题组组长是张荣祖，副组长好像不止一个，名字记不起了。第二专题组包括地理、生物和土壤等方面的研究人员。他们这个组比我们组人多，记得有姜恕、钱燕文、魏江春、高以信、曹文宣等年纪较大的专家，郑度也是这个专题组的。第三专题组是冰川组，谢自楚是组长，他是留学苏联的。第四、第五专题组考察活动经常和登山队在一起，跟我们联系比较少。这两个专 题组包括测量、大气和高山生理。现在探险协会的主席高登义就是大气物理那个组的，那时他最小，刚毕业没有多久。

测量的科研人员就不是科学院的了，是西安的一个测绘单位派出的，他们的任务是测量珠峰的高度。

除了5个专题组，还有1个东部分队，是在昌都那边考察。这个分队里面综考委的人就比较多了。因为东部分队是搞水利、搞农业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分队长好像是张经纬。整个考察队规模很大，没有100人也将近 100人。

1966年的考察，搜集了很多资料。我们地层古生物组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在聂拉木北部甲村以北的中一尼公路边的山上，发现了几个大时代的地层，以前在珠峰地区从来没有

发现过的，有许多化石证明是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地层。

这些地层过去都在海底下一层一层的，开始是平整的，由于地壳运动的影响，现在地层都变成斜的了。这三个时代地层的发现，一下子就把珠峰可靠的、有证据的地质历史，往更古老的方向延长了1亿多年。这是开始踏勘的第一天就发现的。那时我们好高兴啊，大家说起话来都很响，很兴奋，可以说是欢声震动了山谷。当时一个常用词叫“报喜”，我们马上就给队上报喜了，也给我们研究所写信报喜。没过几天，刘东生队长就来看我们的化石，还带了科教电影制片厂的人来拍电影。乎白戎的电影叫《无限风光在险峰》，其中就有我们研究人员和新发现化石的镜头。这是青藏考察史上的一个亮点吧。

过去在喜马拉雅山西段，靠近克什米尔那一带，找到过这几个时代的底层，但是在我们这边，就是喜马拉雅的中东部，一直没有资料。怎么去解释喜马拉雅山的历史？没有资料就没有根据去认识它。我们把一套底层比喻成一本书，一层一层的地层都是海底下或陆上湖泊等沉积下来的书的一页一页。书里没有文字，就读不出名堂来。化石就等于是书里面的文字。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渐到“高潮”，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回拉萨。先是在拉萨的第二招待所写大字报，写队上的问题。后来，就中断考察，提前回各单位了。原来不是说一年不回来吗，后来就不是原来的计划了，所以我们8月初就回到南京搞“文化大革命”了。

1967年的考察经历原计划的1967年的登山，被“文革”“革”掉了。还好，我们科考的命运好一些。到1967年又提出野外考察，好像是聂荣臻元帅在抓。他当时是国家科委主任。背景我不是十分清楚，听说是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在科学院了解情况，可能把考察西藏的事汇报到聂老总那里去了。1967年，我们所里还是我们3个人去了。这次队伍就不那么大了。我们走得很迟，8月底在北京集中，9月初到兰州，9月底才开始考察。后勤还是综考委组织的。司机是他们派，装备是他们购置。地质方面刘东生先生已不是队长了，被夺权了，只是普通的队员。刘先生很喜欢出野外，那年他50岁了，“权威”已不是光彩的头衔，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出去考察，完全和我们一样待遇，一样吃苦，真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敬佩。那时的领导班子叫“勤务组”。一个驾驶员就是勤务组里的头头。“文革”早期的状况就是这样。

但是我很盼望到西藏去。我那时年纪轻，又有几年的工作经验，身体又好，而且我知道去西藏很不容易。我喜欢写点诗句，到西藏去会有很多灵感和素材，所以你们看我写的诗很多都是以西藏考察为题的。后来我退休以后，就把我的那些素材，当时写的一些毛坯子，整理出来了一些。

1967年考察收获也比较大，但是时间比较短。这年的考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冷，因为我们去得比较晚，回到兰州已是12月初了。有几件事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亚东县北部考察的时候，一次，要涉一条河。那时是11月份，水是从冰湖流出的，水温可能接近零度，水面带着一些破碎的冰块，还有一定流速，也有点儿深，大家只能脱光了鞋袜下水。腿脚一浸到水里就像万针扎骨头。等到涉过去，一到岸边我们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去了，双脚已经冻麻木，没有知觉了。之后我写的诗里有一句“仿佛双脚非我有”。我们一看小腿上有多处高高低低的血红色条痕，那是因为冰块流下来，撞在小腿上划伤的。水有深有浅，水深划痕就高一点，水浅划痕就低一点。

11月底我们回内地的时候，已是冰天雪地。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地方和部队的人，都想搭我们的车回内地休假、过年。我们尽量让他们搭车。两三辆嘎斯69，人不能全部坐进去，只好一部分人就坐在大卡车上。卡车有帆布篷，但透风，后部完全敞开。我们几个自告奋勇上卡车，有我和章炳高以及摄影记者张赫嵩，还有三四个部队的年轻干部。记得那天到安多，到住宿的运输站，大家都互相提醒，进门时要用肩去撞开，不能用手抓金属把手，因为太冷，一抓，手可能会粘上。第二天早晨5点，司机就起床烤车，烤到8点多钟才发动着。这天后来还留在卡车上的考察队的人，就剩我一个了，陪我的还有两个部队干部。其他人冷得实在受不了，都找其他车去挤着去了。我戴上皮帽，鸭绒衣外面还裹着羊皮大衣，后来干脆把车上装睡袋的大袋子打开，用鸭绒睡袋再裹起来，把腿也包进去。呼出来的气都在眉毛上结成了冰。

过昆仑山口就险了。那天风很大，卷起雪粒飞舞，昏天黑地，人们之间说话的声音都听不清。公路比较窄，地上全是冰，汽车容易打滑。我们过山口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太阳只是模模糊糊的影子。一辆部队的卡车侧翻在公路的一边。本来那个路的宽窄可以对开两辆车，那个翻车就占了一半。我们模模糊糊看见一个穿戴像干部模样的军人，身上裹得厚厚的，头也捂着厚厚的军帽，正在指挥一些人，要把那辆侧躺着的卡车拉正过来。我们的车没有时间等啊，也不知翻车什么时候能拉过来，能不能拉过来，只好就在那个翻车旁边把自己的卡车溜着开过去。路旁就是一个坎，一个斜坡，有四五米的高度，摔下去不得了，真是危险万分。

这已是唐古拉山口北面的青海境内了。这一段比藏南还冷。

“登峰造极”的报道

1967年考察结束后我们回到内地，京外的都没有回家，一起住到北京综考委。12月就在北京做一个小结。在小结期间，有新华社记者来，说我们的考察很不容易，要报道。我想他们肯定是得到上面的指示了。他们让我们写考察经历，写材料，我也写了。记者们写成稿子后，还拿来给我们念，问我们有什么意见。那些记者说：“要像报道原子弹爆炸那样报道你们。”我们年底离开北京回南京时，听说写的稿子正送聂荣臻元帅审查。不几天又传说聂帅批过了，很快就要发表，所以我们天天等。我记得是1968年1月17日晚，果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的新闻，是“新闻联播”节目里第一条播的。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这个新闻就占了15分钟，看来对这条新闻是非常重视的。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再次重播头天晚上的考察消息。消息播完，又接着播了一条考察通讯，题目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稿子也很长。同一天，所有大报都登了和广播一样的两份稿子，即科考的消息和通讯。通讯的内容是写科考队员怎样艰苦奋斗的事迹和艰难的过程，但是没有怎么提具体人的名字。那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是消息，标题是《人类科技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第三版是通讯，第六版是考察的照片。关于科考的内容，占了这一天《人民日报》一半的分量，把青藏考察的意义提得非常高。那时我们在南京最先看到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都登了，而且几乎都是占了整份报纸约一半的版面，各个报纸的题目还不一样。可以说，那一次对科考的报道是“登峰造极”了，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我1月18日就知道报纸刊登了，当时《人民日报》在南京第二天才能看到。19日我就赶紧到南京的新街口去买报纸，可是一份也没有了。别的报也没有了，都卖光了。头几

天的报纸反倒还有。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报纸上都是这样的消息，没有别的。所以一登青藏考察的消息，大家肯定感兴趣，都抢着买。南京参加考察的有5个人，我们所3个，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2个，看到报纸后，我们集中到土壤所去开了一个会，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在头版还加了编者按，除了报道成果以外，还有“要向革命的科技工作者致敬”。我没有买到报纸，只是做了点摘录。后来再也没有这么报道过。4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提这次报道，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做这样的报道，这样重视青藏考察工作，这样肯定科技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1966年和1967年考察后，1968年还有一个小队到珠峰地区去补充考察。这3年考察的资料，后来共写成了9本书，叫《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由郭沫若院长题写书名。这套书包括地质、古生物、地理、生物、高山生理等。古生物分量最大，厚厚的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