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多彩难忘的所（琐）事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古生物所迎来了六十华诞。在庆贺我所走过的辉煌历程的时刻，平凡的小人物也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不知怎的，回想所里的一幕幕，好像总是最初那一段时日印象最深刻，人们的关系最单纯，感觉最亲切。想起1975年底来所的时候，我们这些和所龄差不多的人也是二十多岁，刚刚从“广阔天地”回到家乡南京，跨进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大门，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兴奋，被压抑多年的求知欲和工作欲望如山洪暴发，恨不得一天能有48小时才好。
当时，所里多年没有年轻人进来，我们来了以后领导和老同志都非常关心，所政工组负责人张浩叫大家在新的环境里要追求知识，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人事处丁静秋同志对我们的生活也经常嘘寒问暖，我们的心里都感到热呼呼的，有的人还把张浩和丁静秋同志以及蒋医生称为“阿姨”。那时候，所里没有多少单身宿舍，我们女生被安排在中楼四楼的大房间住（沙金庚结婚时最初的新房就在隔壁），上面没有自来水和厕所，每天都要到楼下去提水上来用，也没有下水道，刷牙洗脸的水都倒在一个大桶里。后来，陆续来所的工农兵大学生也住了进来，一共十几个女生都住在这个大房间里。家里来了人，也只好将就着住在这里。记得当时分配来的吴茂英，爱人在科大工作，她怀孕后直到生孩子都在这里度过，有了小宝宝，她妈妈来照顾，就用床单布把自己的周围围挡起来，造就一个小小的领地，一家三口在其中生活。小毛娃的哭闹声多有打扰，但是大家也只有报以理解和宽容。
后来，我们又移居到左之前楼，十几平方的屋子要住四五个人，周围杂草很多，蚊虫叮咬，我们挂的是棉纱布蚊帐，没有电扇，晚上热得难以入睡，有人只好光着身子睡觉，早晨起来，一看身上，竟然还是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红红的痱子，奇痒难忍。所里的蜈蚣四处横行，比我们先来的刘学敏住在大楼，夏日的一天早晨起来，穿着背心，从绳子上取下毛巾往身上一搭准备洗脸，居然看见一条大蜈蚣趴在毛巾上，要不是他眼急手快，蜈蚣差点就爬到脖子上孝敬他了。听老同志说，过去他们住在靠近后山的宿舍里，还有野鸡来拜访，有时候早晨会听见野鸡用嘴啄玻璃窗的声音，好似在喊他们起床呢。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仍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因为和农村相比，这里已经是天堂，困难也只算是小菜一碟。我当时负责所里团的工作，省科委团委负责人王允沭经常召开各所基层团干部会议，布置和检查每个阶段的工作，所党委对团的工作也抓得蛮紧，要求团员积极工作，发挥作用。我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搞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团支部活动。我们联系所里的实际工作出黑板报，还利用星期天休息日来所里打扫卫生。那时候出野外的人多，所需的衣物、背包、被套、雨伞、帐篷等都可以在行政科领用，保管人员相当辛苦，我们就为行政科清洗野外装备。当时所里有一个老虎灶，王应五老师傅每天烧开水，供应全所人员喝水，每天早晨，王师傅用大水舀子一下一下地为大家的水瓶灌水，那样的水，喝着绝对安全放心。王师傅平时需要大量木柴引火，团员们多次上山捡枯树枝当柴火。除了学雷锋做好事，团日活动还另有内容，我们组织青年参加歌咏比赛、乒乓球赛，多次到玄武湖进行划船比赛，还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烈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所团支部多次被评为科委系统优秀团支部。
那时候所里的中坚力量们都还很年轻，各种活动生气勃勃，体育比赛经常得奖。记得每天工间操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上午十点，大喇叭音乐响起（有时候放的是林格风等英语内容），同志们走出办公室来到室外，打排球的、打羽毛球的，舞剑、打太极拳、做气功、做广播操、跳绳、唱歌，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活动半小时后，同志们工作起来神清气爽，效率大增。陶南生老师时任编辑室主任，大家在他升为高级职称的时候，除了口头道喜外，就是请他买一只排球给同志们锻炼，以示庆贺。
所里的文艺活动也很活跃，在本系统参加比赛，一向名列前茅。我们参加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文艺演出活动，恐怕要算是1993年12月份省直机关科委系统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文艺汇演了。我所的参赛节目是大合唱《长征组歌》。所领导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筹备组（我也是成员之一），党办的刘春艳同志具体负责，全所职工总动员，参加者有85人，个个热情高涨，活力四射。每到排练时间，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自动来到集合地点，戎嘉余老师任指挥，和同志们对着歌谱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琢磨，集思广益，领会歌曲的内涵和感情，认真细致地练唱。手风琴伴奏李老师也为我们的精神所感染，不仅不厌其烦地根据大家的要求反复弹奏，休息的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引吭高歌。讨论服装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致要求穿军装。这么多人的军装，竟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借到了，王英和冯向红等同志功不可没啊！记得我们在大行宫会堂参加汇演的时候，大幕一拉开，80多人的队伍，一色的军装，雄纠纠气昂昂的气势，感情真挚、热情洋溢、有板有眼的演唱，加上戎嘉余老师的高水平指挥，就如同是部队文工团来了，一下把台下的人都震住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们的演出获得了特等奖，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回来后，在所里穿着军装热热闹闹地照了许多照片。
那时候的所党委书记付甲三是老红军出身，他时常深入基层和年轻人谈心，了解我们来所以后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后调来的彭涵明书记经历坎坷，关心群众，平易近人，受到同志们的拥戴。她除了关心科研工作，对我们年轻人也很关心。那时候，全所单身汉只有一个12英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晚上，年轻人挤在食堂里，坐在长条凳上伸长脖子看电视，屏幕太小，后面的人要站在桌子上才能勉强看到，当时在中国热播的几十集日本电视剧《阿信》我们就是在这台小电视机上看完的，虽然效果不能和现在的大彩电相比，但是那么多人同喜同乐看电视，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彭书记看我们挤成这样，就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看电视。听说青年恋爱中碰到问题，彭书记也热心地做思想工作，促成好事。夏天，她来到当时的标本楼看望我们，看到标本库房严重西晒，十分燥热，立刻指示行政科为我们买来竹帘子装好。竹帘子装好后，她还关心地询问我们在标本库的工作情况，是否还有其他困难。
当时的人事处对于职工的思想和生活也很关心，大家有什么矛盾、思想问题和困难，都会去找他们，可见人事处在职工心里的份量。了解到年轻人生了孩子没有人带，影响工作，为了给年轻人排忧解难，人事处的丁静秋等同志积极向所领导建议并亲自张罗，在现在的办公楼后面的小平房里因陋就简，办起了小托站，让青年职工自己轮流看护孩子，解决了部分同志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的幼托困难。
记得当时所里的食堂还很兴旺，每天就餐人员有近百号，包括所内职工，研究生、外单位出差来所工作的人员等，不少小家庭全家中午都在食堂吃午饭。一到中午开饭时间，食堂里热闹非凡，人们一桌一桌地聚在一起，边吃边聊。我们把每天的午饭时间称为“自由论坛”，戎嘉余、杨学长等老师都是常客，李懋老师的爱人每天也从东大赶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大事小事，国事家事，天南地北，喜怒哀乐，大家畅所欲言，十分开心。一次，时值初春，几位从东北来出差的同志吃饭时对我们说，南京怎么这么冷啊，我们出发前寻思，都春天了，在南京肯定要冒大汗了，所以都没有带棉衣，穿着衬衫就来了，哪知道来了以后，冻得够呛，室内还没有暖气，咱个个都冷得发抖。听了他们的话，我们都笑得喷饭。单身汉、年轻人就更依赖食堂了，每每因为晚上看书搞得很晚，早晨一睁眼已经快到上班时间，急匆匆跑到食堂买两个馒头边吃边干活。有时候，星期天食堂还为大家包饺子，改善生活。人们在食堂吃饭，节约了开支，也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食堂每周换着花样做各种面食：豆沙包、菜包、肉包、花卷、发糕，下午大家可以买回去当晚饭和早点。逢年过节，食堂会发出通知，接受职工预定，到时候，人们提着食堂为自己定做的花样面食回家过节，为节日的家庭增添了许多温馨。到了年底，食堂还把结余资金，或者叫“伙食尾子”用来给大家聚餐，忙了一年，全所同志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聊聊，十分欢愉，有的人还把自己的拿手好菜从家里带来给大家品尝，那种亲如家人的感觉令人难忘。这些看似平常的点点滴滴，体现了所领导对职工生活的关怀，温暖了同志们的心，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里的办公条件还很艰苦，夏天连电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了，我所在的标本室在楼的顶层，上面又是平顶，酷热难当，好不容易，朱志康老师领来一台5寸小电扇，后来，所里购进一批12寸的台扇，各个部门必须打报告申请，领导审批后才能限量领用。冬天没有暖气的时候，大家要升煤炉烤火，办公室里架上管子，每天用铲子把前一天的煤渣从炉膛里清理出来装进小铁桶，拎到楼下倒掉，然后再到煤堆上去铲无烟煤，还要到木工房找碎木头，一起提到楼上生火。一个冬天，为了生炉子，真要花费不少时间和劳动，搞得办公室里到处是灰尘。就这样，我们在大大的标本库房里工作，温度还是很低，我的手因为整理标本，冬天长满冻疮，到北京出差，老同学见了我说，看你的手，真不敢相信你是在研究所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志们工作十分认真、勤奋，老、中、青研究人员不畏严寒酷暑，出野外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化石标本，古生物所的标本库房以及中楼和大楼的楼道里都堆着一箱箱的标本。在野外的艰苦环境中工作，不少老同志都因此而身体不同程度地受伤，胃出血、关节受损算是寻常小事，有的甚至落下终身伤残。世界的三极：南极、北极、珠峰都留下了古生物所科学家的足迹和身影，印象最深的是，参加珠峰科考和南极考察的老师们，为了适应那里的特殊气候环境，出发前几个月就开始在球场上跑步、打球，锻炼身体的朝气蓬勃的情景。
图书和标本是我所的两大重要资源，尤其是标本，更是立所之命脉。那些年，同志们拼命工作，全所每年入库的模式标本经常是好几千件，外单位的同行对如此大的标本入库量感到吃惊。印象很深的是，各任所领导对模式标本都十分重视。时任副所长的陶南生老师对模式标本管理工作极为关心，亲自过问具体事务，和标本室的同志一起讨论有关管理制度的问题。我们根据标本入库管理的实际情况并广泛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堵塞漏洞，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模式标本管理制度，使我所的模式标本入库、管理工作井然有序，步入归档、使用、交流的良性循环轨道。北京和其他外地的标本馆同行还专程前来讨教模式标本管理经验，交流心得体会。了解到多年来，有部分论文发表以后，模式标本未交到标本馆登记、归档，影响了其他研究者的借阅、查考，考虑到模式标本是科学研究中积累产生的实物档案，属国际科学界共享的宝贵资料，我们决定追交。我们认真查阅出版品，请同志们提供线索，列出清单，把标本欠账通知发到各室、各人，在部门领导和老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全面追交老标本的工作。当时的标本楼（即现在的办公楼）一、二楼是各个研究室的库房，堆得满满当当，同志们在百忙之中，根据清单，翻箱倒柜，仔细查找，顾知微老师甚至把夫人请来帮忙整理标本，逐件对图版，写号码，补标签，顾老师眼睛不好，但是写起标签来却一丝不苟。兰琇老师除了找自己的标本，还帮助其他同志到库房里寻找、核对。我们在接收这些老标本时碰到很多问题，无论问到谁，同志们不管多忙，都会丢下手头的工作，不厌其烦地翻阅资料，力求使问题得到解决。在全所同志共同努力下，因文革等种种原因未及时入库的部分模式标本得以回归，共计交回约九千多件，其中仅我本人经手接收整理的就有五千多件。标本室工作人员少，追交老标本，使同志们在应付日常的标本管理工作之外，增加了许多的工作量，但是大家心甘情愿，因为我们的劳动换来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现在，每每在博物馆为观众讲解的时候，我都不忘提到古生物科技工作者的辛劳：在古生物学研究中，科学家们为了找寻化石，背着地质包，拿着地质锤，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风餐露宿，踏遍青山人未老；技术人员为了化石标本的研究，在各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平凡的劳动，为科学做着奉献，观众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回首往事，我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和奋斗在科研第一线的精英们也无法相比，只是可以无愧地说，为了古生物科研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我义无反顾，不遗余力地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份工作，在和同志们共同奋斗的岁月里，我从前辈和同志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他们许多人那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和正直善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为认识他们并能和他们一起走过三十多年的南古之路感到欣慰，这也是我在古生物所最大的收获。
徐 阳 2011.7
